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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解凍到建交:中國政治變動與中美關系
發布時間: 2016-05-04    作者:李捷    來源:黨的文獻 201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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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國內政局和對外政策演變到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之交,醞釀著從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前所未有的一次重大變化。于是有了1972年2月中美上海公報的發表。這一重要的外交舉動,對西方國家震動很大。然而,此后很長一段時間,中美關系并沒有像人們所預料的那樣迅速發展,而是在解凍與建交之間長期徘徊。其原因,這一時期中國國內局勢的狀況對中美關系發展的復雜影響,是一個重要因素。

  撲朔迷離、難于捉摸的中國國內政局,對中美關系的發展產生著很大的牽制作用。

  一、林彪、江青集團的被遏制與中美關系緩和(1969-1973年上半年)

  1.毛澤東的政治天平與中美接近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這兩股借“文化大革命”迅速膨脹起來的政治勢力,在中央取得了優勢地位。特別是林彪集團,更登上了權力的巔峰。

  當時中國的國家安全,同時受到來自蘇聯和美國的威脅,蘇聯的威脅已經上升到第一位。在國內政局繼續混亂的同時,保持同美蘇等國的緊張狀態,這正是極左勢力保持自己的影響力所希望的。

  這時,毛澤東卻在向另一方面努力。他的政治天平最終倒向哪里,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國內政治方面,毛澤東希望在鞏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基礎上,順利召開四屆全國人大,恢復正常秩序,騰出手來解決蘇聯威脅的問題,并弱化林彪集團在國家體制中的作用。在國際格局方面,毛澤東尋求改變兩面受敵的不利局面。

  從表面看,這一時期毛澤東越來越強調警惕世界大戰的威脅。1969年4月1日林彪在九大政治報告中引用了毛澤東的一段講話:“關于世界大戰問題,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是戰爭引起革命,一種是革命制止戰爭”。4月28日,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上又估計,有小打和大打兩種可能。他說:“看你是小打還是大打。小打就在邊界上打。大打,我主張讓出點地方來”。[1]在審閱《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周年口號》時,毛澤東又加上了第22條,即:“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特別要反對以原子彈為武器的侵略戰爭!如果這種戰爭發生,全世界人民就應以革命戰爭消滅侵略戰爭,從現在起就要有所準備!”[1](P.66)

  實際上,毛澤東上述號召的著眼點還是在穩定國內。同樣是在九屆一中全會的講話里,毛澤東在談到對小打和大打的估計以后,緊接著就強調團結問題,重申“團結起來的目的,是要爭取更大的勝利”。[1](P.35)當時,一個最令人頭痛的問題,就是派性斗爭和地方性武斗。同年8月28日,毛澤東批準下發了中共中央的一項命令,要求“大敵當前,全體軍民要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共同對敵”,并提出立即無條件停止派性武斗。

  在為穩定國內政局和和緩國際緊張局勢所作的努力中,起用陳毅、葉劍英等老師研究國際問題,則是毛澤東整盤棋中的重要一步。

  1969年2月19日下午,陳毅等到毛澤東住處開會,會上毛澤東指示,由陳毅主持,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參加,召開國際形勢座談會,向中央提供咨詢意見。[2]3月1日、5日、8日、16日,4位元帥在中南海紫光閣連續召開了4次國際形勢座談會,隨后形成了一份題為《從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寶島樹》的分析報告。中共九大以后,4位元帥又從6月7日起,在中南海武成殿多次召開國際形勢座談會。7月11日,他們向毛澤東、周恩來提交了《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的書面報告。報告的結論是:中蘇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于中蘇矛盾,反華大戰不致輕易發生。這一分析,為毛澤東下決心打開中美關系提供了依據。

  中美緩和和恢復國內政治秩序一樣,都是林彪、江青集團所不愿意看到的。在他們看來,這意味著“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批人將被重新起用,并加重周恩來的作用。

  在中美開始接近、逐步實現關系正?;倪^程中,國內政治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毛澤東出于國家安全和國內政治穩定的考慮,越來越積極地推動中美關系正?;?。另一方面,這種努力又不能不受到林彪、江青集團的牽制,或從中阻礙,或借機發難。

  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在4位元帥受毛澤東委托研究國際戰略問題的同時,林彪等人也在研究國際戰略問題,并繼續堅持戰爭不可避免的論點。1969年6月,黃永勝等人主持的中央軍委辦事組召開座談會,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的要求,提出了一個龐大的國防建設計劃,嚴重地干擾了正在由周恩來主持制定的第四個五年計劃綱要。[3]同年10月18日,林彪通過總參謀長黃永勝向軍隊下達了《關于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即“林副主席第一號令”),調動人民解放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這是建國以后前所未有的嚴重步驟。10月19日,林彪采取電話記錄的方式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當即表示:“燒掉?!盵3](P.329)這些情況都表明,在中共九大以后,盡管林彪繼續打著落實毛澤東指示的旗號謹慎行事,但同毛澤東的戰略意圖距離越來越遠。這也是導致毛、林在政治上分手的重要因素。

  在中共中央決策實現中美關系正?;倪^程中,林彪的態度一直十分暖昧。后來據毛澤東說,他實際上是反對的。1972年2月21日,毛澤東在會見美國總統尼克松時說:“我們國內有一派也反對我們跟你們往來,結果坐一架飛機跑到外國去了。全世界的偵察就只有美國的比較準確,其次就是日本。蘇聯就在那里挖尸”。[4]

  2.“九一三”事件

  中美接近的過程,進一步密切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關系,加重了周恩來在政治天平中的地位。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圍繞著修改國家憲法、是否設立國家主席等問題,毛澤東和林彪集團展開了一場斗爭。問題的焦點,是林彪集團想借四屆人大來鞏固自己在中國政治天平中已經開始動搖的地位。斗爭的結果,林彪集團敗下陣來。這是以林彪集團為代表的極左勢力由盛而衰的轉折點。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清算林彪集團的同時,一大批老干部得到解放,這在很大程度上使江青集團不得不暫時有所收斂,使周恩來對外事工作的領導權進一步加強。這種政治格局,為確保尼克松訪華的成功,確保毛澤東中美關系正?;瘺Q策的順利實現,創造了條件。

  1971年11月8日晚,毛澤東在周恩來的陪同下,接見了出席第26屆聯合國大會的中國代表團成員。當介紹到外交部辦公廳主任、代表團秘書長符浩的時候,周恩來特意告訴毛澤東:他是“九十一人大字報”(注:1968年春,在外交部受到極左勢力嚴重沖擊,陳毅遭受迫害的情況下,外交部一批工作人員聯合簽名寫了一張保護陳毅的大字報,當時被稱為“九十一人大字報”。)的簽名者之一。毛澤東當眾宣布:我贊成“九十一”。這句話,使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為保護陳毅副總理而遭受迫害的外交部一批工作人員得到平反,并恢復工作。[5]

  盡管中此,江青集團還是通過各種機會為中美關系正?;O置障礙。他們清楚地知道,中美關系正?;钱敃r毛澤東心目中的頭等大事,如果能在這件事上使周恩來、葉劍英等人惹出麻煩,就會使毛澤東對周恩來等人失去信任。

  1972年1月3日至10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黑格率先遣組訪華,為尼克松總統訪華做準備。1月4日和5日,周恩來兩次召集同黑格一行會談的中方人員開會,研究美方提出的尼克松訪華期間的一些技術性問題,并原則同意通過衛星電視轉播尼克松在華活動情況。在會上,江青通過當時的國務院文化組負責人于會泳表示反對。周恩來強調:將采取由中國政府出資買下通訊衛星,再租給美方使用,以維護國家主權。還批評了江青等人關于不應該用電視“宣傳”尼克松的說法。[3](P.505-506)

  由于毛澤東對周恩來、葉劍英等人的支持,江青集團的破壞雖然給周恩來等人的工作帶來一定的困難,但卻沒能從根本上動搖中美關系正?;倪M程。

  3.務實力量的增強

  這一時期中國國內局勢和中美關系的影響,表現為一種互動關系。中美關系的推動力,主要是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但國內局勢從激情向務實的變化也對中美關系有重要的影響。

  1972年2月上海公報的發表,是中美關系解凍和正?;拈_始。它標志著在中國外交決策中,國家安全因素成為重新確定外交戰略的首要選擇。這種變化,是在國內務實力量迅速增強的背景下發生的。同時,又進一步鞏固了務實力量的陣容。

  這一時期的決定性因素,是毛澤東在外交和國內政策上全力支持周恩來,這對周恩來全面主持中央黨政日常工作是至關重要的。這種格局使得“文革”以來急劇膨脹的極左思潮暫時受到了抑制,務實的力量進一步聚集起來。

  ——在清理林彪余黨的同時,開始逐步解放一大批老干部(特別是外事干部),既在政治上增強了同江青集團抗衡的陣容,也在外事工作中增強了務實的力量。

  ——隨著被“文革”打亂了的國內秩序的逐漸好轉,經濟建設開始恢復,使得封閉了的國門被重新打開,中國人對外部情況的了解增多,要求加快發展經濟、擴大對外交往的呼聲越來越高?;粮?、尼克松訪華,報紙上關于美國的報道增多,民眾對美國的看法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再是“頭號敵人”。

  ——在中共十大以后,鄧小平逐漸恢復工作,并掌握了主持黨政軍日常工作的大權,更為國內政治的穩定和中美關系發展注入了強有力的動力。

  上述情況為中美關系的發展創造了一個有利的政治空氣和社會氛圍。同時,打開國門,中美之間人員來往的劇增,對美國了解的增強,又反過來推動了國內務實思潮的發展。對極左思潮的反感和對正常政治秩序的渴望,成為人心所向。

  正是在這樣的國內政治背景下,中美關系排除了國內種種不利因素(特別是江青集團的刁難)的困擾,發展比較順利。

  1972年6月19日至23日,基辛格第4次訪華,向周恩來通報了剛剛結束的美蘇關于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情況。也就在基辛格離開中國的同一天,周恩來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最后一次全體會上,作了《關于國民黨造謠誣蔑地刊登所謂“伍豪啟事”的真相》報告,澄清江青等人借歷史問題向周恩來的發難。

  基辛格離開北京不久,6月28日,毛澤東在周恩來的陪同下,會見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在談話中,毛澤東提到了所謂“左派”對外交工作的破壞和影響問題,并說:總后臺的人現在也去了,叫林彪。[3](P.531)這對渴望在外事工作中徹底清算極左思潮的周恩來等人來說,無疑是一種鼓勵。

  同年8月1日至2日,周恩來在一次外事工作會議上作長篇報告,提出外事工作也有極左思潮,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來的。隨后,為繼續排除極左思潮對外交工作的干擾,鞏固打開中國外交新格局的成果,中聯部和外交部根據周恩來的建議,準備召開外事工作會議。11月28日,中聯部和外交部為此寫報告給周恩來并中共中央,明確提出要聯系外事工作的實際,徹底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的極左思潮。11月30日,周恩來批示:“擬同意?!比欢?,令周恩來等人始料不及的是,張春橋、江青卻借機發難,堅持認為林彪集團不是極左,而是“形左實右”,把周恩來的意見頂了回去。12月3日,中聯部和外交部根據前一天政治局會議討論的意見,刪去了“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等內容,并報毛澤東同意。[3](P.541-542,565-566)這表明,要想徹底清算極左思潮對中國外交工作的干擾,在當時確實阻力重重。

  周恩來不但承受著江青等人的壓力,還要忍受重病帶來的折磨。而他最擔心的是萬一自己的體力不能支持下去,誰來接替他主持黨政工作。1973年3月9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匯報了中央政治局幾次討論恢復鄧小平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情況。在毛澤東同意后,3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3月29日,周恩來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鄧小平“正式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并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對外活動;有關重要政策問題,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3](P.585-586)這是朝著鄧小平主持中央全面工作邁出的關鍵性一步。這一段時間,周恩來還利用在玉泉山檢查治病的機會,多次找鄧小平長談。

  二、國內政局變幻不定和中美關系“塵埃未定”(1973年7月-1977年)

  這一時期,國內政治對中美關系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極左勢力對外事工作的干擾破壞。同時,又由于毛澤東的重病,最高層決策程序逐漸發生了混亂,這使得中國的內政外交都處于“塵埃未定”的境地。

  1.《新情況》事件

  從1973年7月開始,毛澤東和周恩來在對國際局勢的估計上開始出現分歧。事情起因于外交部《新情況》第153期。

  1973年6月16日,毛澤東在同周恩來商談中共十大政治報告的起草問題時提出,政治報告中要指出時代的特點。

  緊接著,就發生了勃列日涅夫訪美,同美國簽訂了《關于進一步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談判的基本原則》和《美蘇防止核戰爭協定》。

  在謀求中美關系正?;倪M程中,中國方面最為敏感和擔心的問題,就是蘇美緩和。蘇美簽訂的上述兩個文件,引起中國方面的警覺。6月25日,周恩來接見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布魯斯,毫不隱諱地表示:我們對美蘇簽訂的核協定持懷疑態度,現蘇聯領導人訪美給人以兩個大國主宰世界的印象。[1](P.356)

  在這樣的背景下,外交部根據周恩來的意見寫了《對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會談的初步看法》一文,6月28日刊登在外交部內部刊物《新情況》第153期上。文章認為美蘇這次會談的“欺騙性更大”,“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1](P.356)

  毛澤東看了這期《新情況》以后,當即嚴厲批評,認為這篇文章是反對他的意見的。7月3日,周恩來得知毛澤東的批評,立即寫信給外交部有關人員,表示:“這個錯誤主要責任在我”。[1](P.356-357)

  7月4日,毛澤東再次批評《新情況》第153期。他說:我常吹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而外交部忽然來一個什么大欺騙、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實質?!敖Y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搞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3](P.604)

  這次談話,毛澤東是批評外交部的,卻沒有找分管外交部工作的周恩來,而找了張春橋和王洪文等人,并且還在講話里提到搞修正主義的問題,使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陷入了很大的被動。這種情況發生在中共十大籌備期間,又正值確定黨內人事安排的敏感時期,不能不令人格外擔憂。

  7月5日,毛澤東看到了周恩來寫給外交部有關人員的那封信,當即批示:“此種頑癥,各處都有,非個別人所有,宜研究改正辦法?!盵1](P.356)毛澤東在這個批示里,通過“各處都有,非個別人所有”的說法,降低了前兩次批評專指周恩來等人的針對性,并且通過“宜研究改正辦法”這種委婉的表達方式,表明仍要周繼續主持工作。

  當天,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先由張春橋傳達毛澤東4日批評的內容。接著,周恩來詳細介紹了從6月下旬以來對外交部工作的批評和批示,并作了檢討。這次會議還根據毛澤東對國際問題的意見,對中共十大政治報告稿關于國際問題和任務的部分提出了修改意見。

  這以后,周恩來迅速召集外交部有關人員起草批評《新情況》第153期的文章。7月15日,他把起草好的批評文章送毛澤東審閱,并附信表示:“關于錯誤的檢討,我當另寫報告?!泵珴蓶|當天看到了這篇文章,將文章中“受到中央的嚴厲批評”中的“嚴厲”兩字刪去,還批示“檢討不要寫了?!盵1](P.357)

  盡管在《新情況》第153期的問題上,毛澤東后來采取了低調處理的方式,但對周恩來等人來說,批評仍是嚴厲的。

  這以后,毛澤東對中國歷史上的儒法斗爭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多次約江青等人談這方面的意見。8月6日,江表在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有關儒法斗爭的談話,并念了毛澤東寫的《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還要求把這些內容寫進中共十大政治報告。周恩來當即把江青的意見軟頂了回去,表示:對此需理解、消化一段時間,不必馬上公布。[3](P,610)盡管如此,有關批孔、批儒的文章還是在各大報刊上發表出來,而且越來越多。

  8月20日,毛澤東原則同意了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中共十大政治報告稿,確定由周恩來代表中央作這次政治報告。[3](P.613)這是周恩來有生以來第一次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實際上是毛澤東對周恩來在黨的十大以后繼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地位的肯定。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開。一大批被解放出來的務實派(包括鄧小平在內)進入了中央領導層。同時,江表及其黨羽也被選入中央領導層。特別是王洪文被選為黨的副主席,名列周恩來之后,更是加重了江青集團的分量。

  2.江青借機發難

  就在中國政局處于微妙變化的時刻,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基辛格第6次訪華。這時,基辛格的職務已經是美國國務卿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11月17日,毛澤東得知周恩來同基辛格會談的情況,認為周恩來在同基辛格會談中說了錯話,約見周恩來等,談了對不久前中美會談的一些看法,并提議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他的意見。[3](P.634)

  當天晚上,周恩來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傳達毛澤東對中美會議的意見,介紹了他同基辛格會談的情況。江表在會上借機發難,指責周恩來是“右傾投降主義”。一向以忍耐著稱的周恩來,被迫同江青爭辯。[3](P,634)

  這時,周恩來處于兩難境地。一方面,他要向毛澤東作自我批評;另一方面,他又必須同江青等人作斗爭。

  第二天(11月18日),周恩來兩次寫信給毛澤東,報告政治局會議情況,表示自己在這次中美會談中“做得不夠”。[3](P.634)

  事實上,在此以前,江青等人已經想插手外事工作,尋機向周恩來發難,動搖周恩來的地位。1973年11月13日,江青提出要把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編印的《外事活動簡報》增發張春橋和姚文元。周恩來批示外交部:“請從今起,外事活動簡報,一律印送主席、政治局在京全體同志,及有關各部、委、組,望通知友協照辦?!盵3](P,633)接著,11月18日,江青就借邀請土耳其兩位音樂家訪華演出一事提出:“建議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資本主義國家的文藝團體,其后果是嚴重的!”還和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發起“批判資產階級無標題音樂泛濫”活動,致使這次訪華演出被迫取消。

  這一次毛澤東對中美會談的批評,給周恩來造成了更大的壓力。11月21日起到12月初,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連續開會,對周恩來和葉劍英進行批評,周恩來作了檢查。在會上,江青、姚文元等窮追不舍,提出這一次是所謂“第十一次路線斗爭”,周恩來是“錯誤路線的頭子”,想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澤東。企圖在政治上扳倒周恩來。會后,江青還向毛澤東提出,要求增補她和姚文元為政治局常委。[3](P.634)

  毛澤東嚴厲批評周恩來,但無意從根本上把他打倒。12月9日,毛澤東先后同周恩來、王洪文談話,表示:這次會開得很好。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十一次路線斗爭”,不應該那么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偫聿皇瞧炔患按?,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他還表示,江青、姚文元“增補常委,不要”。[3](P.634-635)

  毛澤東對一段時間以來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不滿是顯而易見的。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批評“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還說:“你們不改,我就要開會,到這里來?!痹谶@次會上,毛澤東還提出要鄧小平參加軍委工作。[3](P.636)兩天以后,12月14日,毛澤東提出要鄧小平當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和軍委領導工作。[3](P.636-637)

  這是一個重要的信號,表明毛澤東把希望寄托到了鄧小平身上。

  3.鄧小平的又一次起落

  1974年起,中美關系陷入了無所作為的徘徊時期。這一年,尼克松總統因經濟惡化和“水門事件”而陷入危機。周恩來病重,并受到江青集團的不斷糾纏。

  1974年初,江青集團在批林批孔過程中,借“蝸牛事件”發難,企圖給中美關系設置障礙,給周恩來主持的外事工作一個下馬威。

  1973年12月,第四機械工業部派出彩電顯像管考察組到美國康寧公司考察??祵幑舅徒o考察組蝸牛造型的玻璃工藝品作為紀念。誰也沒有想到,這件很平常的事情,竟然引發出一場驚動中央政治局的涉外事件。

  1974年2月10日,江青到第四機械工業部講話,指責該部考察組“崇洋媚外”,提出中斷引進項目,退回禮品,并要向美國駐華聯絡處提抗議。周恩來得知此事,深諳江青的用意,十分謹慎。他幾次要外交部認真調查,再作結論。2月21日,外交部提交《關于美國人送“蝸?!倍Y品等事的報告》,如實說明美方送蝸牛禮品并無惡意,建議不必退回禮品、作外交交涉。

  周恩來看了外交部的報告,批示同意,并上報毛澤東。毛澤東當即圈閱同意了周恩來的批語。在此期間,周恩來還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江青在第四機械工業部的講話不印發,不下達,已印發的立即收回。[3](P.650)

  這以后,外事工作(包括中美關系)逐漸轉由鄧小平主持處理。這種變化,江青等人早有預感,因此在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大特別大會的問題上,傾全力阻止。

  1974年3月20日,毛澤東提議鄧小平擔任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團長,要外交部寫有關報告。隨后,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外交部報告,遭到江青等人的反對。

  3月25日,毛澤東要人轉告周恩來:鄧小平出席聯大,是我的意見,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26日,再次召開政治局會議,除江青以外,與會者一致贊同由鄧小平出席聯大會議。27日,毛澤東得知政治局開會的情況,致信江青:“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盵3](P.658)在這種壓力下,江青被迫表態同意。

  鄧小平在外事工作中地位的上升,是一直覬覦外交大權的江青集團所不能接受的。

  這一時期,在對外方針上,鄧小平處理問題的一個基本點,就是照毛澤東的意見辦事。具體說就是:(1)把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作為外交戰略的基石;(2)對國際局勢的分析,堅持毛澤東所說的兩句話,即“天下大亂”,“山雨欲來風滿樓”;(3)關于中美正?;耐緩?,關鍵是臺灣問題,解決方式只能是日本方式,即承認一個中國,而不是兩個中國或一個半中國(注:第2、3兩點,參見鄧小平會見巴基斯坦總統布托時的談話記錄,1974年5月14日。外交部檔案館編: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頁。)。

  即便如此,鄧小平在外事工作上還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江青集團的糾纏。江青集團不愿意看到鄧小平把務實力量重新集結起來,對他們形成嚴重威脅。所謂“風慶輪事件”,就是雙方的一次較量。

  風慶輪是一艘國產萬噸級遠洋貨輪,在1974年國慶前夕從羅馬尼亞返回上海港。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乘機指責交通部沒有批準風慶輪及早遠航,是“崇洋媚外”、“賣國主義”作怪。10月14日,江青就風慶輪事件作了批示,借機指責國務院。17日,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圍攻鄧小平,會后派王洪文去長沙向毛澤東告狀。

  10月18日,王洪文對毛澤東說:為“風慶輪”的事,江青和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發生爭吵??磥磬囆∑竭€是搞過去“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那一套。毛澤東批評王洪文說:有意見當面談,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團結。還要他多找周恩來、葉劍英談,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3](P.679)

  10月19日,江青又要同鄧小平陪同丹麥首相去長沙的王海容、唐聞生向毛澤東反映國務院“崇洋媚外”的問題。同一天,周恩來同王海容、唐聞生談話,告訴她們:這是預先計劃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經忍耐了很久了。[3](P.679-680)

  20日,毛澤東在長沙聽了王海容、唐聞生的匯報后,表示:“風慶輪”的問題是一件小事,先念已在解決,江青還這么鬧。他要王、唐轉告周恩來: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由總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辦理。他還再次建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3](P.680)

  11月12日,鄧小平在長沙向毛澤東匯報了10月17日政治局會議爭論情況,認為政治局內生活不正常,還談到他同江青爭吵的事。毛澤東對鄧小平表示支持,還說:“她強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興的!”[3](P.682)

  12月23日至27日,毛澤東在長沙聽取周恩來、王洪文關于四屆人大籌備情況的匯報。毛澤東在談話中批評江青有野心,重申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還采納周恩來的建議,提出要安排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他還表示: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四屆人大以后,國務院的工作由鄧小平去頂。[3](P.686-687)

  1975年12月1日至5日,美國總統福特訪華。福特是一位弱勢總統,加上美國已從越戰中脫身,美蘇關系又進入了緩和時期,中美關系向前發展的內在動力大為減弱。這一次福特訪華雖然沒有解決任何實質問題,也沒有為中美關系正?;ǔ鰰r間表,但仍然為中國提供了一次直接闡述自己的原則立場的最高層對話的機會。隨后,雙方都陷入最高領導層的更換之中。

  從1975年底開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席卷全國,鄧小平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人們對中國國內、國際形勢的美好寄托,再一次被極左勢力占上風所打破。人們只有耐心等待。期待中的中美關系的突破性進展,不僅需要“世界有個大變化”,而且需要中國自身有個大變化。

  1976年周恩來、毛澤東相繼去世。同年10月粉碎江青集團以后,極左勢力被清除,“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這為中國政治局勢和中美關系帶來新的轉機。

  三、改革開放——中美關系的新基礎(1977-1979年1月)

  1977年7月中共中央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恢復鄧小平的職務。隨著鄧小平的再次復出,中國內政外交發生重要轉變。

  1.對外開放的內在動力

  隨著清算江青集團極左思潮影響,重新確立以經濟建設為全黨全國的中心工作,迅速擴大對外開放、縮短同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的呼聲也越來越強烈。這為推動中美關系的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穩定的內在動力。

  1977年5月12日,鄧小平在同中國科學院負責人的談話中提出:過去沒有吸收外國先進的東西。世界發達國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學成果。據說他們政府頭頭每天辦公桌上都放一張每日科技新聞??茖W研究方面的先進東西是人類勞動的成果,為什么不接受?接受這些東西有什么可恥的?整個國家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科學研究是先行官。[6]

  同年9月14日,鄧小平會見日本新自由俱樂部訪華團時指出:一切先進成果都是全人類共同努力的結果,就是資產階級也懂得這個起碼的常識,世界上先進的東西它都引進。你們日本就是這樣。自力更生,要先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資源,但決不能排除世界上一切先進的成果。還說:國際形勢變化很大,許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現實,過去老的戰略規定也不符合現實了。[6](P.40)

  9月29日,鄧小平在會見英籍作家韓素音時,表達了一種迫切的心情:60年代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同世界水平差距不大。世界科學技術在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有個突飛猛進的發展。各個科學領域一日千里地發展,一年等于好幾年,甚至可以說一天等于幾年。1975年我曾講過,同日本相比我國落后了50年。那時我老想抓科研,結果不僅沒有抓上去,反而我自己被抓下去了。如果不拿現在世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作為我們的起點,創造條件,努力奮斗,恐怕就沒有希望。[6](P.43-44)

  在短短的幾個月內,鄧小平反復強調引進世界先進科學技術和工業管理方法,逐漸在黨內形成了一種強烈的要求打開國門的呼聲,這種要求開放的呼聲和黨內要求改革的呼聲相呼應,奠定了召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歷史性轉折的民意基礎。

  1978年5月17日,國務院成立了引進新技術領導小組。同時,一批國務院高級官員到西方發達國家考察。其中最重要的是同年5月2日至6月11日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的中國政府經濟考察團,訪問了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聯邦德國。在谷牧出訪前夕,鄧小平向他提出:要詳細地做一些調查研究,好的也看,壞的也看,看看人家的現代工業發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們的經濟工作是怎么管的,資本主義的先進經驗,好的經驗,我們應當把它學回來。[7]谷牧回國以后,在給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報告里談到,西歐各國在經濟起飛時,都有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的經驗,為什么我們不可以搞?[8]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還專門聽取了谷牧的訪歐情況匯報。[9]

  對外開放的呼聲,代表了當時社會發展的一種客觀要求。正如鄧小平1978年10月10日在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新聞代表團的談話中講的:“我們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關起門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發達不起來的?!彼€說:“現在是我們向世界先進國家學習的時候了?!盵10]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國務院召開務虛會。會上印發了谷牧出訪西歐的報告,引起與會者注意。據于光遠回憶說:“這使得大家知道資本主義國家有一些很好的制度?!盵11]李先念在總結講話里提出:目前的國際形勢對我國十分有利,我們應該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資金和組織經驗,來加快我們的建設,決不能錯過這個非常難得的時機。這比關起門來樣樣靠自己從頭摸索,要快不知多少倍。[12]

  同年9月5日至10月22日,全國計劃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提出經濟戰線必須實行三個轉變。其中第三個轉變,就是從那種不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經濟技術交流的閉關自守或半閉關自守狀態,轉到積極地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利用國外資金,大膽地進入國際市場上來。今天看來,這種轉變的實質,就是要使中國的發展融入國際社會。

  正是在這種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潮流推動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1978年12月召開了。這次會議確立了改革開放路線,開始了改革開放、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

  2.鄧小平發展中美關系的新思路與解決臺灣問題的新方針

  “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改革開放路線的確立,鄧小平成為中共中央第二代領導核心,這是整個70年代中國國內政治局勢變化的最終結局。這一深刻的歷史性變化,也為中美關系奠定了新的政治基礎。

  在鄧小平的倡導下,中國共產黨內逐漸達成一種共識:中國實現現代化,必須搞改革開放,必須大膽地向西方學習和引進先進技術及先進管理經驗。美國是我們對外開放和引進的重點國之一。能否順利地實現中美關系正?;?,關系到能否保證對外開放路線的順利實現。中美關系的發展問題,從來也沒有像這個時期那樣,和國內的改革開放路線聯系得如此緊密。推動中美關系正?;?,不僅是在冷戰格局中維護國家安全的迫切需要,而且更是改革開放路線的內在需要。

  改革開放路線的確定,還為中美關系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這就是在國家戰略安全之外,始終把創造有利于中國改革開放的國際大環境、推動國內的改革開放政策作為基本的立足點,從國內發展的需要來通盤考慮中美建交的問題。這和毛澤東時代有了很大的不同。

  這個新思路的要點是:

 ?。ㄒ唬雀母锖蛯ν忾_放,是中國的一項長期的基本國策。發展中美關系,是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的內在要求。

 ?。ǘ┲忻澜ń坏闹苯觿恿?,就是為中國國內建設和改革開放,創造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

 ?。ㄈ┡_灣問題,是中美關系的癥結所在。要在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尋求解決臺灣問題的新思路和新途徑。

  顯然,這個發展中美關系的新思路,把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創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放在了首要地位,而不是像過去那樣突出地強調國家安全。從改革開放的戰略需要出發,在臺灣問題上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立場的前提下,采取了更為靈活的應對措施。[6](P.109)

  1977年1月20日,卡特就任美國總統。2月8日,卡特在白宮會見了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黃鎮。他表示:“我對人民共和國的政策將以上海公報為指導,我們政策的目標是美中關系正?;??!比欢?,在一段時間里,卡特并沒有把美中關系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上,而是去追求美蘇緩和。

  隨后,卡特總統接受了布熱津斯基的建議,把國務卿萬斯的訪華計劃從11月提前到8月。這預示著卡特總統對華政策的轉變。

  1977年8月22日至26日,美國國務卿萬斯訪華。這次會談的關鍵問題,仍然是臺灣問題。萬斯提出一個方案,即:中美關系正?;院?,須保證美國同臺灣的貿易、投資、旅游、科學交流以及其他私人聯系不受影響,并允許美國政府人員“在非正式安排下”繼續留在臺灣;美國政府在適當時候發表聲明,重申美國關心并有興趣使中國人民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希望中國政府不發表反對美國政府聲明的聲明。

  8月24日,鄧小平在會見萬斯時,否定了萬斯方案。他指出:中方反對美方提出的“倒聯絡處”方案,如果要解決,干干脆脆就是三條:廢約、撤軍、斷交,按日本方式。老實說,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一個讓步?,F在是要美國下決心。你們這個方案,集中起來就是兩個問題。第一,你們實際上要我們承擔不用武力解放臺灣的義務,實際上還是干涉中國的內政。第二,你們提出不掛牌子的大使館,實際上是倒聯絡處的翻版。我們對這個方案是不能同意的。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別人不能干涉。我們準備按三個條件實現中美建交以后,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條件下,力求通過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但不排除用武力解決。中國人民、中國政府當然會考慮臺灣的實際情況,采取恰當的政策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國家的統一。為了照顧現實,我們可以允許保持美臺間非官方的民間往來。至于臺灣同中國統一的問題,還是讓中國人自己來解決,我們中國人是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的,奉勸美國朋友不必為此替我們擔憂。[6](P.36-37)

  1977年底,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約見中國外交部長黃華,對萬斯方案又作了一些解釋。黃華重申了中國政府的原則立場,并表示待美方有了新的方案時再談。此事便繼續擱置下來。

  在推動中美關系正?;瘑栴}上,作為力促中國實現改革開放政策的鄧小平來說,自然是最為關注。但他也懂得同美國人打交道,要有足夠的耐心。

  1978年1月7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國會議員團,談到臺灣問題時說:要說靈活性,就是我們可以等。還表示:解決臺灣問題就是兩只手,兩種方式都不能排除。力爭用右手爭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點,實在不行,還得用左手,即軍事手段。我們在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靈活性。[6](P.53)

  上述情況表明,最期望盡快打破中美關系的僵局,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創造有利條件的是鄧小平;在臺灣問題上采取靈活的兩手策略,最有耐心等待美國方面的變化的,同樣是鄧小平。

  3.同時啟動中美建交和改革開放

  鄧小平的耐心并沒有白白付出。

  1978年4月,阿富汗發生親蘇政變。美國政府下決心先同中國建交,爭取同蘇聯談判的有利地位,并開始為布熱津斯基訪華做準備。

  1978年5月20日至23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訪華,給中國政府帶來了卡特總統決心推動美中關系向前發展的消息。

  按照中美雙方的商定,建交談判在7月5日正式啟動。中方代表是外交部長黃華,美方代表是駐華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雙方共進行了6輪談判。談判的焦點是美國對臺軍售問題和要中國承諾和平解決臺灣的問題。

  當鄧小平看清美國方面確有加快中美關系正常華的意圖后,果斷作出了不要錯過時機的決斷。而這一決斷的基本考慮,同樣是從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局出發,從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迫切需要出發。他深深懂得,中美關系正?;?,可以大大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

  1978年11月2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表示:看了布熱津斯基同柴澤民的談話,和外交部報來的同伍德科克第5次會談的請示,看來美方想加快正?;?。我們也要抓住這個時機,當然不一定趕在美蘇限制戰略武器第二階段協議之前。

  他特別強調:同美國關系正?;涌?,從經濟意義講也要加快。原則當然不放棄??梢园疵婪教岬膯栴}談。談的時候不要把門關死。要爭取早日正?;?,這樣比較有利。[14]

  11月27日,鄧小平又召集有關人員開會,強調:最重要的是不要錯過時機。并對幾個具體問題的處理,作了重要指示。他還批準了外交部關于第6次談判的建議。[14](P.378)

  在最后一階段的中美建交談判中,實際上是鄧小平親自出馬,同伍德科克舉行了4次會談,以高度務實的精神避開了中美關系中的巨大障礙和險礁,最終打開了中美關系正?;拇箝T,使得毛澤東、周恩來和尼克松、基辛格共同開辟的上海公報通道,經過7年的艱難航行,迎來了中美建交的歷史性時刻。

  在建交談判過程中,一個最敏感的問題,就是美國向臺灣軍售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明智地不作糾纏,也不在原則上讓步,而是留下了將來談判的空間。這是從戰略全局著眼處理中美關系的一個范例。這個問題后來在里根當政時期再度重新提了出來,由此導致了中美雙方“八一七公報”的發表。

  在建交前最后一次同伍德科克的會談中,鄧小平告誡美方不要在臺灣問題上產生錯覺,犯歷史性的錯誤。他說:“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國慎重處理同臺灣的關系,在這些關系中不要影響中國爭取以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在實現中國和平統一方面,美國可以盡相當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盵14](P.381-382)

  1979年1月29日到2月4日,鄧小平對美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轟動了美國。這是歷史對這位親手打開中美關系正?;箝T的老人的最好回報。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鄧小平在關鍵時刻推動了中美建交的同時,他同樣以關鍵性的作用推動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順利召開。這兩件對中國未來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事件,奠定了鄧小平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歷史地位。

  從此,中美關系掀開了新的一頁。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掀開了嶄新的一頁。

  中美上海公報發表到現在,30年過去了,人類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紀?;仡欉@段歷史,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中國國內政局穩定是中美關系健康發展的基礎。沒有穩定,就沒有政策的連續性,也就談不上發展。無論是對中國自身的發展,還是對中美關系的發展來說,穩定都是壓倒一切的。從中美兩國來說,任何有損于中國政局穩定的舉動,最終都會對中美關系帶來損害。

  第二,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是推動中美關系不斷向前發展的內在動力。中國實現現代化,走的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離不開學習和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及管理經驗,必須積極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從這點來說,中美關系的健康發展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至關重要。當然,即使中美關系一時出現滑坡(如1989年以后的一段時間),中國的改革開放也要繼續堅持下去。但是,為了使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有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就必須努力保持中美關系健康發展。

  第三,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正確處理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健康發展的關鍵。臺灣問題,是中美之間最敏感的問題和最大的障礙。但是,在臺灣問題以外,在更高的全球戰略層次上,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和需要合作的地方,遠遠大于彼此間的分歧。這是一個需要特別冷靜對待的、特殊的雙邊關系格局。而在國際關系上,中美關系又是舉足輕重的。這就需要兩國領導人在處理臺灣問題時,具有卓越的國際戰略眼光,以足夠的智慧和膽識,繞過重重暗礁險灘,而求得問題的解決。中美關系從上海公報到建交的艱難歷程,就是一個范例。

  第四,在達成中美上海公報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中美兩國首腦直接對話機制,是推動中美關系在艱難中不斷前進的可靠保證。在任何時候,中美關系都不會一帆風順。上海公報發表以來中美關系的30年歷史表明,在中美關系出現麻煩,遇到障礙的時候,都能夠化險為夷,推動中美關系向一個新的水平發展。這里,除了兩國戰略利益的基礎以外,一個最重要的保證,就是中美兩國首腦直接對話機制。建交以前,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就是正在形成中的中美兩國首腦直接對話機制促成的,而且是中美兩國首腦直接對話機制的開端。中美建交,也是在中美兩國首腦直接對話機制的促成下實現的。在某種意義上說,鄧小平在關鍵時刻同伍德科克的會談,實際上也就是同美國最高當局的特殊對話。1989年中美關系陷入低潮,1996年由臺灣問題引發的中美關系緊張,直至中國駐南使館被炸和中美撞機事件,無一不是通過中美兩國首腦直接對話機制得到化解。中美關系遇到麻煩并不可怕,輕視甚至擱置中美兩國首腦直接對話機制,才是最大的危險。由此受到損害的,決不僅僅是對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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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符浩:風雨滄桑集[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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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谷牧的回憶.大型電視文獻記錄片《鄧小平》[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191

  [8] 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國改革開放20年史[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29

  [9] 參見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186-187.

  [10] 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2.

  [11] 于光遠.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69-70.

  [12] 李先念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31.

  [13] 房維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1949-1980)[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604-605.

  [14] 參見王泰平.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70-1978)[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378.

  作者簡介:李捷,男,1955年生,山東平陰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兼第一編研部主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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