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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五題
發布時間: 2014-11-18    作者:鄭謙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 2014-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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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以來,有關“文化大革命”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文學作品、學術研究成果一直長盛不衰。其主要原因,不僅在于它關乎一個龐大群體的青春歲月,一段使他們刻骨銘心、魂牽夢縈的青春歲月,也在于這場中外歷史上罕見的大規模運動,與中國社會的深刻轉型息息相關。

  一、兩個值得注意的年份:1968年與1973年

  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為了深入探究當時的上山下鄉運動與“文化大革命”整體特點與發展趨勢的內在聯系。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參加農業生產,早在1955年就已明確提出。當時主要是為了解決大量中小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同時也是滿足農業合作化運動急需大量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和政治覺悟的青年學生的迫切需要。

  20世紀60年代初的調整時期,在大規模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背景下,黨中央、國務院更加重視對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的領導。1964年1月,中央印發了指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綱領性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指出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有必要動員和組織大批城市知識青年下鄉參加農業生產。從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雖然有一些曲折,但有領導、有組織的上山下鄉運動一直在比較健康地進行,其指導思想、組織方式也日漸成熟??梢钥隙?,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即使沒有“文化大革命”,大規模地、有組織地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也會持續進行。這是當時中國國情所決定的,是一項解決就業、加強農業的正確國策。與50年代有所不同的是,因階級斗爭擴大化的發展,60年代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中,意識形態色彩逐漸突出,強調“這是我們同資產階級爭奪下一代的一場嚴重的階級斗爭”,是把知識青年“培養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可靠接班人”的一項重要措施①。

  從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到1967年下半年的一段時間里,這種有領導、有組織的下鄉不僅完全中斷,而且出現了大規模的下鄉知青自發返城風潮。中央花了很大的氣力才將此風平息下去。1967年10月,在“文化大革命”的奪權高潮中,北京知青曲折等人發揚1966年前上山下鄉的傳統,自發要求到內蒙古牧區插隊,拉開了“文化大革命”中知青插隊序幕。他們的行動得到了一批充滿理想主義激情的熱血青年的積極響應,得到了當時革委會、軍管會的支持。這種少數人的自覺、自發行為很快就被國家有組織的動員所取代。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正式提出按照面向農村、面向邊疆、面向工礦、面向基層(即“四個面向”)的分配方針,對大、中、小學一切學齡已到畢業期限的學生,一律及時地作出適當安排,做好分配工作②。當年6月,中央在一個通知中再次明確對大專院校畢業生按“四個面向”方針進行分配,畢業生一般都必須先當普通農民、工人,徹底打破大專院校畢業生只能分配當干部,不能當工人、農民的舊制度③。根據中央指示,各省、市、自治區隨即開始按“四個面向”方針對66、67兩屆中學畢業生進行分配。之后不久,被動員下鄉的學生中又增加了68屆,從而形成了新中國歷史上一個具有巨大影響的特殊群體——“老三屆”。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以《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閑飯》為題,報道了甘肅省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到農村安家落戶的消息。編者按中發表了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敝甘景l表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在1968年底至1969年上半年驟然達到高潮,僅1969年年初的一個半月就有155萬以“老三屆”為主體的知青下鄉。到當年4月底,全國有405萬知青和城鎮居民到農村落戶。④當然,不論是從規模、組織、性質還是從后果等方面看,此時的知青下鄉與“文化大革命”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

  產生這場高潮的原因很多,但最應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整體設想。在毛澤東看來,從1968年下半年起,以造反、奪權、打倒“走資派”、“天下大亂”為主要特征的“文化大革命”已趨于結束,他希望通過“斗、批、改”運動達到“天下大治”,勝利地結束“文化大革命”,并鞏固這場革命“勝利成果”。這是他繼1958年建立理想社會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嘗試,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正是建立理想社會的一個重要內容。

  “斗、批、改”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對運動內容、目標的設想和概括⑤。但此后由于“全面奪權”引發的“全面武斗”和“天下大亂”,這些活動不得不一再往后推移,其內容也發生了較大變化。從1968年起,隨著全國省級革委會陸續建立,形勢逐漸趨于穩定。由于認定“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所以要求“在已經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地方,必須領導群眾進行本單位的斗、批、改”⑥。1968年9月7日,“兩報一刊”在慶祝全國(除臺灣省外)省級革命委員會全部成立的社論中指出:“全國山河一片紅”“標志著整個運動已在全國范圍內進入了斗、批、改的階段”?!懊飨罱蛉珖l出了認真搞好斗、批、改的偉大號召”,“明確地指出了各級革命委員會面臨的中心任務?!鄙缯撨M一步指出:“搞好本單位、本部門的斗、批、改,是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功’,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專政的百年大計?!睘榱酥笇А岸?、批、改”,毛澤東接連發表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發表了一批經他修改的調查報告,反映了他迫切希望從“大亂”轉向“大治”,在比較安定的環境里,通過“斗、批、改”,鞏固和發展“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建立他心目中理想社會的強烈愿望。

  按照毛澤東的設想,“斗、批、改”的內容大體包括建立各級革委會、清理階級隊伍、精簡機構、落實政策、整黨建黨、整團建團、教育革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干部下放勞動、下放城鎮居民、工廠改革各種規章制度、文藝革命、醫療衛生革命、商業革命等等一系列活動。這些內容在“文化大革命”前大多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提出過,但由于黨內存在分歧,推行中遇到阻力?!叭鎶Z權”以后,毛澤東認為阻力已被排除,因而把這些活動全面提上日程。1968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高潮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出現的。

  在“斗、批、改”運動前期(大體在1968年至1970年間),雖然相對于“文化大革命”第一階段的“天下大亂”和極“左”思潮泛濫來說,形勢已比較安定,一些極端行為也受到限制,但總的來說,各方面的工作仍為“左”的或極“左”的錯誤所支配。⑦正是在這種“左”風熾烈的背景下,1968年底至1969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第一個高潮帶有明顯倉促、草率和強制的色彩,打上了強烈的階級斗爭擴大化的烙印。例如:只強調知識青年接受“再教育”的一面,使他們一開始就失去了與農民平等相處的地位;在沒有長遠規劃和整體安排的情況下,不區分具體情況,不考慮本地區經濟發展的需要,一哄而起和一刀切,所有城鎮都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甚至連城鎮人口很少的西藏也不例外,帶有明顯的隨意性;不顧知識青年個人和家庭的實際情況,用階級斗爭、政治運動、行政命令的方法,通過“辦學習班”、“開展大批判”甚至強遷戶口、斷絕口糧供應等手段迫使學生下鄉;許多農村基層未做好接收知青的準備,一些知青到農村后生活困窘……諸如此類的問題不能不引起學生和家長的不滿,使他們難以安心在農村接受“再教育”,留下了許多隱患和后遺癥。1969年10月,遼寧、河北、山東等地反映,“下鄉知青倒流現象嚴重,貧下中農沒法管”。70年代初,一些知青在信中說:“初來邊疆,我們都是胸懷大志、朝氣蓬勃、斗志昂揚和純潔的青少年,可是三年的磨煉,使每個人都變了。身體越來越差,思想越來越落后,反面的東西越吸收越多”,“這一輩子糊里糊涂地度過了二十幾個年頭,難道今后還這樣糊里糊涂地活下去嗎?”“我只感到失意、消沉和茫然”,⑧如此等等。正是這種指導思想、動員方式及后果,使始于1968年的上山下鄉明顯區別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上山下鄉,預示了它必然是一次不成功的試驗。

  1970年后,雖然“左”的錯誤仍占據著主導地位,但其勢頭已明顯減弱,一些比較務實的,帶有“復舊”色彩的思潮、實踐普遍地發展起來。特別是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周恩來主持的整頓和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中,“斗、批、改”的多數內容都不再被提及,以不了了之告終?!拔幕蟾锩币褵o可挽回地走在下坡路上。這種大的發展趨勢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中也表現出來。從1970年初起,針對此前安置工作中暴露出的大量問題和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經驗的初步總結,中央開始對上山下鄉工作進行初步調整。當年5月中央轉發的一份文件中改變了過去只講“再教育”的說法,強調知識青年是“三大革命運動的一支生力軍,要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既要把他們當作“再教育”的對象,又要把他們看作三大革命運動中“一部分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文件發出后,各地普遍加強了對知青工作的領導,向插隊知青集中的安置地區派出了大批帶隊干部,切實解決了一些實際問題,打擊了一些迫害知青的壞人,改善了知青勞動、生活的條件。

  自1972年起,隨著周恩來領導的整頓和批判極“左”思潮的深入,對知青工作的調整也在重重困難中有所發展。1972年12月,福建李慶霖寫信給毛澤東,反映知青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些嚴重問題。1973年4月,毛澤東在復信中承認“全國此類事甚多”,表示“容當統籌解決”。信中沒有再提“再教育”之類任務,表現出某種失望和無奈。周恩來立即以此為契機展開了進一步的調整,使此信成為“文化大革命”中知青工作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當年6月至8月,國務院召開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把調整工作推向高潮。會議承認:“現在,動員城鎮中學畢業生下鄉的工作越來越難做,仍在農村的知識青年也有相當大一部分不大安心?!雹釣榘阎喙ぷ黜樌_展下去,會議突出了對知青“大有作為”的宣傳,強調注意培養使用他們。與此相配套,中央加大了政策調整的范圍和力度⑩,使知青的處境有所改善,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矛盾。這些指導思想和政策上的調整,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下放初期種種“左”的或極“左”的做法,實際上恢復了“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做法,也就是“復舊”。雖然這次調整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下鄉的錯誤,但要想重現1968年底至1969年那樣的高潮卻已不可能。因為“斗、批、改”大勢已去。

  如果說1968年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高潮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工作在性質、方法等方面區別于1966年以前的話,那么,以1973年全國知青工作會議為代表的政策調整則顯示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工作已部分地恢復到1966年以前。當然,這種恢復不具有全局的意義,而且以后還因不斷受到江青等人的干擾而一再反復。正如“文化大革命”的過程就是一個對它的抵制不斷發展的過程一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也是一個因受到抵制而不斷調整和部分否定的過程,它從一個特定角度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和“斗、批、改”由盛而衰的過程。

  二、支撐上山下鄉運動的四塊基石

  許多論者指出,“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上山下鄉的主要原因是為解決當時城鎮就業的嚴重壓力。實際上,1968年至1969年下放高潮中,被下放的并不僅僅是知青——雖然他們的人數最多,還有大批干部、知識分子及其家屬、職員、城市居民以至工人。例如:1968年10月后,江西省有干部7萬、教師5.3萬、醫務人員1.2萬、職工1.6萬、家屬15.5萬下放農村安家落戶(11)。1968年10月20日,廣東省革委會要求在當年12月將16余萬干部下放完畢,并要求下放干部必須在農村安家落戶,就地生根。至1970年上半年,該省又動員6000多國家機關干部退職、退休、下鄉插隊落戶。到1968年10月18日,江蘇全省縣以上機關干部已下放2.5萬余人,高等院校下放8000余人。當年年底,該省還將一些在職職工和城鎮居民強制全家下放農村安家落戶,據統計,全省各地共下放全民所有制職工2.8萬人,城鎮居民和集體所有制職工25.8萬多人。(12)至1969年9月,安徽省已下放機關干部、知識青年及城鎮居民63萬多人到農村安家落戶。到1969年11月底,河南省直屬機關共下放15300余名干部和知識分子到五七干校,與此同時,全省各地也大批下放干部和知識分子到五七干?;蜣r村(13)。1969年福建干部及職工家屬下放74433人,其他人員14691人。該省南安縣一些城鎮居民基本上被全部動員遷出,成了一座空鎮。(14)1969年9月,據黑龍江、遼寧、安徽、江蘇、江西、湖南、天津7個省、市的不完全統計,共下放干部40多萬人。在下放大軍中,除了知青、干部、教師、醫務人員和文藝工作者外,甚至還有一些工人。1969年周恩來就曾批評說:“南昌把飛機廠最好的工人下放了?!?15)

  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全國各地似乎都處于下放的亢奮和狂熱之中。對許多“城里人”來說,“斗、批、改”好像就是下放,就是到農村去安家。這樣的下放大潮顯然不能用因經濟下滑無法安置城市多余勞動力,以及諸如通過下放紅衛兵穩定局勢等原因來解釋。它還有更深刻的原因和動力。當然,最基本的原因是嚴重的階級斗爭擴大化,但這仍需進一步具體化。

  (一)“再教育”的理論與實踐

  1957年反右派運動后,隨著階級斗爭擴大化的發展,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左”的錯誤不斷發展。雖然在這個問題上黨內高層還存在不同認識,但幾經反復,特別是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后,總的趨勢是“左”的錯誤已居于主導地位,并成為“文化大革命”發生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基本原因之一。

  例如:1964年8月至10月間,毛澤東在幾次談話中提出:無論哪個城市的大學、中學、小學,哪里的教授教員以及行政人員,過去都是國民黨的,都是替國民黨服務的,都是親帝國主義的;文化界有幾百萬人,都是國民黨留下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資產階級掌握文化、藝術、教育、學術。盡是他們的人,我們的人很少。(16)1966年3月17日,他又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說: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著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此后不到兩個月,他又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967年5月,他在會見外賓時說: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批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知識分子,包括仍在學校受教育的青年學生,從黨內到黨外,世界觀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因為解放十幾年來,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義分子把持了,所以資產階級思想溶化在他們的血液中。諸如此類有關知識分子的錯誤估計,在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時被張春橋等發展為“兩個估計”: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教師隊伍中的大多數和解放后培養的大批學生,其“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按照這樣的估計,知識分子不論是黨內的還是黨外的,不論是新中國成立前培養的還是新中國成立后培養的,也不論其出身如何,只要接受過高等教育,世界觀便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但這里還有一個沒有明確的問題:人數更為龐大的中學生算不算知識分子,或更進一步說,是不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知識界、文化界、教育界都受到空前猛烈的沖擊,知識分子受到嚴重的迫害、打擊。但在運動初期,大學、中學學生則似乎是個例外,一度成為革命的“闖將”、先鋒和主力。直至1967年底,毛澤東還曾設想,教育革命要依靠學校中廣大革命的學生、教員和工人,要依靠他們中間的積極分子(17)。但這種贊譽和信任并未持續多久。1967年革委會陸續成立后,從“文化大革命”全局和發展順序來看,在認定已經解決了運動的主要對象——“走資派”后,在認為學生運動已發展為工人和農民運動,工人階級已成為運動的主力軍后,(18)紅衛兵“先鋒”、“闖將”的地位便不復存在,而其作為被改造對象的身份日益突出出來。而且當時一些學生要么是遲遲不肯返?!皬驼n鬧革命”,仍在社會上沖殺、“革命”;要么仍在學校進行派性爭斗,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1968年4月起清華大學兩派發生持續百日的武斗,這使毛澤東改變了原來由教師、學生進行教育革命的設想。7月27日,他派出工人宣傳隊進駐首都各大專院校。但工宣隊在清華大學卻受到了一派造反派的武裝抵抗,造成工人傷亡。出乎意料的嚴重流血事件更加深了他對學生以至知識分子的不滿,決心依靠工人結束動亂,并隨即對學生、知識分子提出了“再教育”的方針。

  《人民日報》1968年8月15日公布的毛澤東的一個最新指示中說:“要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19)8月25日,《紅旗》雜志發表姚文元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一文,文章傳達了毛澤東的新指示:“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必須有工人群眾參加”,“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務,并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币ξ脑恼抡f,現實表明,單靠學生、知識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戰線的“斗、批、改”,必須有工人、解放軍參加,必須有工人階級的堅強領導。毛澤東在修改此文時加寫了:教育陣地解放后“基本上還是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壟斷”,“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論是學校,還是別的單位,都應有工人、解放軍開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占領那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這樣,成堆的知識分子中間的不健康的空氣、作風和想法就可以改變,他們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20)

  1968年9月12日,《人民日報》等發表的評論員文章《關于知識分子再教育問題》中說,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的建立,要走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中培養技術人員及其他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另一方面,“必須對大量從過去舊學校出來的知識分子進行再教育,爭取和團結廣大的知識分子”。何為“再教育”?文章解釋說:因為過去接受的是資產階級的教育,現在接受的是無產階級再一次的教育,這是一層意思。還有一層意思,過去是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教育,現在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坝脽o產階級世界觀教育知識分子,使他們改變過去從資產階級教育中接受的資產階級思想,這就是再教育的內容。同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則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徑?!?/p>

  這篇文章的意義非同一般,它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左”傾錯誤的高度概括,論證了“再教育”的依據、方法和途徑。更值得注意的還有兩點:一是它不僅包括了知識分子和在校大學生,而且很快就囊括了全體中等學校學生甚至高年級小學生;二是明確了今后大學生只能從有經驗的工農兵中招收,中學生畢業后不能直接升入大學。這是1968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高潮和1970年招收工農兵學員的主要依據。

  (二)泛道德主義和泛勞動主義的當代回聲

  “文化大革命”中,與風靡一時的“上層建筑決定論”、“精神萬能論”等并列的,還有泛道德主義,盡管當時還鮮見這樣的概念。泛道德主義夸大道德倫理作用,在不同程度上使道德成為歷史發展的動力、主宰,并使之“越位”成為評判一切的尺度?!拔幕蟾锩敝械乃^“斗私批修”、“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狠斗私字一閃念”等更是使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極“左”思潮發展了儒家的泛道德主義,特別是突出了道德與知識兩分甚至對立的傾向,進而把工農與知識分子對立起來,這就是“知識分子與工農的對立是天然的”(張春橋語)。知識分子因有知識而被戴上道德“原罪”的帽子,知識的多寡成為評判道德高低的依據,以至“知識越多越反動”,而“大老粗”則因沒有文化或文化水準不高而天然具有一種道德優勢。當時,知識分子即使不被打倒,他所面臨的被“改造”任務也遠比工農更為迫切、嚴重。

  怎樣才能實現并保持至上的道德呢?當時認為,這只能來自艱苦的環境和“苦、累、臟、險”的體力勞動,“到農村這個廣闊的天地去,滾一身泥巴,磨兩手厚繭,曬一臉黑皮,煉一顆紅心”(21)。貧窮、艱苦的農村生活被賦予一種強烈的道德意義,體力勞動的作用被絕對化,希望用苦行凈化靈魂、反修防修,保持革命的意志和高尚的道德,而富裕的城市生活則容易使人們失去革命的理想和斗志,亦即“窮則革命富則修”。這樣,農村成為知識分子凈化靈魂的凈土和青年學生改造世界觀、反修防修的福地。

  諸如此類的理論與實踐,折射出一些具有深遠歷史淵源的理想與思潮。泛道德主義是儒家傳統文化的鮮明特征。這種主流傳統自近代以來受到嚴重挑戰,表現之一是突出了對知識分子的道德批判。章太炎否定精英主義傳統,把知識與道德對立起來,對知識分子的道德水準表示懷疑。他從道德標準出發,根據職業區分認為“知識愈進,權位愈申,則離于道德也愈遠”(22)?!拔逅摹鼻昂?,“勞工神圣”之風在中國激進的知識界勁吹,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廣泛流傳,19世紀俄國那些穿起粗布衣走向農村的民粹派知識分子一時成為進步青年的偶像。先進的知識分子謳歌“勞動者是地球的寵兒”(李達語),呼吁青年“到農村里去,拿出當年俄羅斯青年在俄羅斯農村宣傳運動的精神,來作些開發農村的事”(23),表達了與勞動者打成一片以改造中國社會的強烈愿望。

  一些激進的知識分子在推崇“勞工神圣”和民眾力量的同時,簡單化地把勞動等同于體力勞動,因而在尊重工農勞動者的同時,又表現出對“念書人”的鄙夷?!澳顣耸鞘裁礀|西,還不是‘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無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種社會的蠹民嗎?”“號稱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但是請問回到家里扛得起鋤,拿得起斧子、鑿子,擎得起算盤的有幾個人?”(24)“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貴重呢?”不是皇帝不是做官的讀書的,而是“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我們吃的糧食、穿的衣服、住的房屋、坐的車船等等,都是種田的或做工的人生產的?!爸袊湃苏f:‘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F在我們要將這句話倒轉過來說:‘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于人’”。(25)這些言論很容易使人們聯想起對19世紀俄國十二月黨人所說:“通常是鞋匠革命,為的是好當大老爺;但在我們這里,卻是大老爺想要充當鞋匠?!?26)

  五四時期先進知識分子的浪漫情懷在“文化大革命”中再現時,表現為對農民的覺悟做了不切實際的夸大。在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各種宣傳中,最常見的是:“廣大的貧下中農——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者,熱愛毛主席、熱愛黨,有豐富的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的實踐經驗。他們是知識青年的好老師。知識青年要學習貧下中農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澤東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深厚感情,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熱愛社會主義的高貴品質,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和樸素的優良作風”(27)。這些帶有強烈泛道德主義、泛勞動主義的夸大宣傳使不少人對通過上山下鄉凈化靈魂、反修防修充滿了期待。

  (三)對書本知識和正規教育的輕視和對直接經驗的推崇

  知識界、文化界、教育界的問題是如此嚴重,解決的辦法是什么呢?一是要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改革教育,在意識形態領域開展階級斗爭;另一方面,知識分子特別是文科的知識分子應分期分批地下放農村、工廠,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工農業生產,通過階級斗爭實踐和勞動改造,與工農打成一片,解決“三脫離”問題。

  毛澤東具有廣博的學識,但他不是書齋里的學者,而是在長期革命戰爭和建設實踐中鍛煉成長起來的革命家、軍事家、思想家、政治家。這種經歷使他特別推崇實踐和直接經驗,特別重視自學和學以致用,也使他對中國傳統教育和蘇聯教育模式往往持一種激烈的批評態度。隨著階級斗爭擴大化錯誤的發展,這種批評產生了另一方面的偏頗,諸如重實踐、輕書本;重政治、輕專業;重大眾、輕精英;重普及、輕提高;重出身、輕表現;重平等、輕差別;重非正規化、輕正規化和制度化;重社會教育、輕課堂教育;等等。雖然他也十分重視理論學習,但又不時表現出貶抑書本知識和正規教育,推崇直接經驗的傾向。這是他輕視知識分子的認識論原因之一。

  這種傾向在“大躍進”時期曾有一些集中表述,如“卑賤者最聰明,尊貴者最愚蠢”;歷史上發明家創立新學派的,多數是年輕的、學問比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壓迫的;學問再多,方向不對,等于無用;一個人能夠發明什么,學問不一定好多,年紀也不一定大,只要方向是對的;人學問多了,不行了。60年代后他又多次重申這些觀點。例如:“歷來的狀元都沒有很出色的”,“凡是當了進士、翰林,都是不成的”?!皶荒茏x的太多了。讀多了就會走向反面,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修正主義”(28)?!按髮W文科現在的搞法不行,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書本里怎能出哲學?”(29)“書可以讀一點,但是讀多了害人,的確害人?!?30)“現在這個大學教育,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菽……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怎樣作買賣,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薄耙脑煳目拼髮W,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案咧挟厴I后,就要先做點實際工作,單下農村還不行,還要下工廠、下商店、下連隊,這樣搞它幾年,然后讀兩年書就行了。大學如果是五年的話,在下面搞三年。教員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學、文學、歷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嗎?一定要在大洋樓里教嗎?”“從前的大學問家,大科學家,很多都不是大學出來的?!?31)

  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在接見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時又表達了相同的意見。他在肯定了大學還是要辦的后又說:“但舊的制度、舊的辦法不行,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薄皼]有做過工人、農民就去學哲學,那個哲學叫什么哲學”?!罢嬲拇髮W是工廠、農村”?!爸R分子最不文明了,我看老粗最文明”?!斑^去的辦法培養是修正主義的”?!吧鐣莻€最大的大學嘛,整個社會是個最大的大學”。(32)他在結束談話時還說:“現在學生的缺點在什么地方呢?學生最嚴重、最嚴重的缺點,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33)在這次講話后不到5個月,他就發出了廣大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的號召。

  毛澤東關于教育、知識分子、理論與實踐以及關于道德等方面的思想中,有許多正確、深邃的內容,但也有一些片面的認識。這些認識一旦與階級斗爭擴大化結合起來,其真理的光芒難免被謬誤的陰霾所遮蔽。

  (四)對城市化認識的滯后

  如果說“再教育”等理論是知識青年必須上山下鄉的理論根據,即意識形態原因的話;那么,城市化滯后則是知識青年只能上山下鄉的現實的經濟原因,而城市化滯后的本質是對城市化認識的滯后。

  1968年上半年政府開始處理畢業生分配問題時,提法都是“四個面向”和“接受工農兵再教育”,但到當年12月底,毛澤東則明確要求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發生這種變化的直接原因,除了動亂造成的經濟衰退使許多工廠、企業處于半停產狀態不需要招收工人等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新中國成立后一段時間里,由于認識滯后導致的我國城市化的嚴重滯后,使城市根本無法容納這支龐大的接受“再教育”大軍。

  新中國成立后頭30年,在工業化獲得長足發展的同時,城市化則嚴重地滯后。據統計,1949年到1978年間,中國的工業在國民經濟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由不足10%增加到48.64%,但城市化水平卻僅由10.6%發展到17.9%;城鎮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1960年為19.7%,1978年僅為17.9%,下降了1.8個百分點(34)。根據1955年規定的設市標準,到1964年底,全國只有建制市168個,比1961年減少36個。鎮的萎縮更為普遍,僅1961年至1964年3年間,全國建制鎮便從4429個減少到2877個。(35)到70年代末,世界各國城市化平均水平為41.3%,而我國僅為19.4%(36)。有學者估計,與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正常要求相比,中國城市化進程滯后了至少約17%(37)。

  城市化是工業化和國民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這是世界范圍內現代化的一般規律。隨著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勞動力不斷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從農業向非農業轉移,農村人口比重逐步下降,城市人口比重逐步上升,而不是相反。城鄉差別的縮小,靠的是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而不是城市農村化。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時間里,由于對國情、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及“消滅三大差別”等問題認識的失誤,使城市化進程一波三折,發展明顯遲緩。

  迅速工業化與城市化滯后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城鎮人口增長與其就業空間狹小的矛盾不斷尖銳化就是其中之一。這也就是說,只要城市化滯后持續存在,在當時高生育率的背景下,即使沒有“文化大革命”,大規模地將城市多余人口安置到農村也是勢所必然。上山下鄉是政府安置工作不得不采取的政策。所以,1963年時周恩來就已提出,今后18年內要有3500萬城市青年到農村去(38)。

  我國城市化長期滯后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工業化初期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所必然造成的“資本排斥勞動”,嚴重制約了城市工業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日漸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農業發展滯后使有限的糧食產量難以養活更多的城市人口;單一公有制結構形成后對私營經濟、個體經濟的排斥大大壓縮了城鎮就業空間;誤解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有關共產主義的描述,急于依靠階級斗爭、行政力量和群眾運動消滅三大差別;限制商品經濟發展的政策導致小城鎮的衰落;城鄉二元經濟格局的形成和嚴格的戶籍制的限制;人口增長過快和經濟增長所能容納的勞動力有限的結構性矛盾;冷戰時期嚴峻的外部形勢及對戰爭形勢過于嚴重的估計,大規模戰備形勢的需要;三線建設決策中“不建設集中的城市”的指導思想;等等。

  以上因素有的是當時條件所限不得不然,有的則反映當時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解的滯后。其中,對知青上山下鄉影響比較重要、直接的有兩點。

  一是認為社會主義只能搞單一公有制,公有制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生產率和消滅資產階級。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私營、個體經濟基本上被消滅,其從業人員多被下放農村。例如,“文化大革命”中以下放城鎮居民而著稱的甘肅省會寧縣,1956年就以“加強農業”為由,把385戶從事商業、服務業、飲食業和100戶從事手工業的城鎮居民的戶口轉到了農村,使歷來比較繁榮的會寧縣城突然變得蕭條了。此后,動員城鎮居民下鄉仍在進行。從1958年至1966年9月間,又有170戶770人被下放到農村去?!拔幕蟾锩敝?,全國城鎮個體經濟或私營經濟幾乎“絕跡”,寥寥幾個從業者往往還被當作“沒有正當職業”或“吃閑飯”者。到1978年,個體經濟從業人員從1953年的近900萬人減少到只有15萬人,僅占全國城鎮總從業人員的0.16%(39)。單一所有制結構造成的單一就業渠道減少了城鎮新增勞動力就業渠道和城市對勞動力的需求,大大加重了城鎮就業的困難。

  二是商品經濟和第三產業發展的嚴重不足。新中國成立后的近30年里,出于對商品經濟可能產生“資本主義”的警惕,以及在一、二、三產業的關系上重生產、輕流通、輕服務;在城市建設中,片面強調城市的生產性質,忽視城市第三產業的發展,導致了在大力推進重工業發展的同時,城市第三產業非但沒有得到相應發展,反而因受到各種壓制趨于停滯和萎縮。1952年,全國每萬人口中,有零售商業、飲食業、服務網點95.7個,1978年下降到13個;同期平均每萬人口擁有的服務人員從165.8人下降到63.1人。在全部職工中,從事第三產業人員的比重也呈大幅度下降趨勢,從1957年的52.4%下降到1978年的36.5%。(40)這種萎縮大大縮小了城市就業空間,由此“形成了國內外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勞動力剩余和城鎮的失業問題”(41)。在這樣的情況下,城鎮知青不上山下鄉又能往哪里去呢?“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在城鎮大破“四舊”、驅趕私營、個體工商業者的紅衛兵們不會想到,正是這些舉動對城鎮經濟的破壞,導致了兩年后他們必須離開城市。十年之后,1978年,鄧小平一語點破了解決這個歷史難題的正確方向:“真正解決下鄉知識青年問題,歸根到底是城市工業發展。重工業發展以后,是不是開辟一些就業門路,比如輕工業、服務行業,都可以用一些人”,“又比如發展旅游事業,可以用很多人?!薄耙芯恳幌?,使我們的城市能容納更多的勞動力?!?42)

  城市化滯后在深層次上反映了一種對城市文明和對社會主義的錯誤認識,而且都因階級斗爭擴大化而加重。越是階級斗爭擴大化,越是把商品經濟、貨幣關系與資本主義聯系在一起,就越是對城市化和城市文明保持一種高度的警惕,就必然導致城市化的滯后。城市化滯后的本質是市場化滯后,更為本質的原因是觀念的滯后。這種現象在一些不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并不少見。古巴在20世紀60年代初革命勝利后,為消滅城鎮私人商販大規模動員城市居民下鄉參加體力勞動,以實現“最大程度的農村化,最小程度的城市化”。柬埔寨共產黨在1975年奪取政權后,立即強制絕大多數城市人口向農村遷徙。諸如此類的極端做法都反映了對工業文明、商業文明的陌生。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明顯的輕商主義色彩,由此又派生出種種厭惡都市文明的思潮。五四時期許多進步思潮都程度不等地表現出“脫離都市,回到鄉間去運動”,“以為都市太繁擾,想約同志到鄉村居住,半耕半讀”(劉師復語)的傾向。其中,新村主義一度在知識界表現出極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提出了在中國建設新村的種種設想。他們向往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主義的理想生活,將新村理想寄托于農業文明,這又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及輕商主義有不少契合之處。一度接受新村主義的惲代英說:“我們預備在鄉村中建造簡單的生活”,“村內完全廢止金錢,沒有私產,各盡所能,各取所需?!?43)李大釗也曾用理想化色彩描繪農村和農民,把農村當作凈化心靈的道德之鄉和精神高地?!岸际猩嫌性S多罪惡,鄉村里有許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鄉村的生活光明一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幾乎是鬼的生活,鄉村中的活動全是人的活動;都市的空氣污濁,鄉村的空氣清潔?!彼麄兲栒伲骸扒嗄旰?!速向農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那些終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婦孺,都是你們的同心伴侶,那炊煙鋤影、雞犬相聞的境界,才是你們安身立命的地方呵!”(44)毛澤東早年也曾表示:吾國現時有一弊,即學生畢業后,“多騖都市而不樂田園”。而欲除此弊病,應使學生直接參加社會所需要的生產,而這種生產的場所必須在農村,一邊讀書,一邊工作,這種工讀生活是新社會的細胞。(45)這些思想可以說是《五七指示》的前身。

  中國共產主義者早期思想中這些熱烈、美好的憧憬或多或少地延續到新中國成立之后,成為消解城市化建設緊迫感的原因之一。當然,重要的是,這不是以往某些思潮的簡單翻版,而是存在著產生這些思潮的土壤。

  以上四個因素都與階級斗爭擴大化互為因果,但單是其中一項或兩項都不足以產生下放近2000萬人的結果,而這四項的結合,特別是按“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原則結合起來,恐怕也只能產生這樣的后果。

  三、意識形態的考慮還是就業壓力

  關于“文化大革命”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主要原因,學者們的意見基本上有兩種:一種認為經濟原因是主要的,即主要解決當時城鎮青年十分迫切的就業壓力;一種認為是毛澤東出于意識形態和政治的考慮,即對知識分子和學生進行“再教育”。本文在前面已經部分回答了這個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分析如果再具體一些,可能比較容易得到統一的認識。所謂具體,一是要區別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的想法,二是要區分運動的前期與后期。

  就毛澤東來說,如果說在50年代他強調的重點還是“大有作為”和為農村輸送大量有一定科學文化知識的知識青年的話,那么,到60年代后,隨著階級斗爭擴大化錯誤的發展,隨著對知識分子和教育界不滿的發展,他強調的重點更多的是讓知識分子到農村、到基層向工人、農民學習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的知識?!拔幕蟾锩敝?,隨著在知識分子問題上錯誤的發展,他1968年12月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著眼點,就是接受“再教育”,就是意識形態問題和政治問題,說到底,就是階級斗爭問題。至于當時嚴重的經濟問題、數百萬知青無法就業、升學及其造成的城市不穩定問題,他不是沒有考慮,而是沒有放在首位。對他來說,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比發展經濟更為重要的“大事”。讓中學生畢業后先接受“再教育”,幾年后再擇優進入大專院校學習,畢業后再回到工廠、農村,這是毛澤東當時已定型的教育思想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例如:“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應該由基層選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兩三年或四五年勞動實踐經驗的初高中畢業生進入大專院校學習”(46)。1968年,在他希望通過“斗、批、改”實現理想社會時,就把這些設想變成了空前規模的“再教育”實踐。1970年形勢進一步安定后,他又批準開始從知青中招收“工農兵學員”。1968年的下放與1970年的招生,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再教育”鏈條??傊?,對毛澤東來說,意識形態方面的、政治方面的考慮始終是上山下鄉的主要原因。

  作為當時主管全國經濟工作并從整體上安排全國上山下鄉工作的周恩來及國務院其他領導人,雖然也在宣傳上山下鄉的意義,但強調的重點實際上與毛澤東有所不同,他們關心更多的是在經濟方面。例如,周恩來說:人口要平衡發展,不能過分集中,要動員一部分去農村發展生產,“使城市多余的勞動力到農村去,增加生產,自己能夠供應自己”,減少糧食征購(47)。又說:城市這樣多人不下鄉怎么行?城市不要太集中,走上比較平衡發展,而不是畸形發展(48)。進入70年代后,隨著上山下鄉運動中大量問題的暴露,周恩來等更是淡化了“再教育”之類的說法。1973年8月,他在接見參加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會議人員的講話中,把知識青年當成“從城市去農村的新血液”,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一個重要環節”。要求他們“下去要幫助農村人民搞好農業生產”,“也要推廣自然科學知識,對農村有幫助”。(49)整個講話通篇未提“再教育”。1973年4月27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知青下鄉規劃時更是把上山下鄉與計劃生育聯系起來,說:計劃生育搞好了,城市下鄉會少一些。1973年6月27日,華國鋒在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領導小組會上也提到:“八○年以前有1000萬知識青年要下鄉,八○年前必須下鄉,八○年以后如果解決不了人口增長在千分之十五以下,也還需要下鄉的?!奔词瓜駨埓簶蜻@樣的人當年也曾說:像上海那樣,計劃生育搞好了,到1980年,知識青年就可以自己消化了。(50)諸如此類的說法與“再教育”說更是沒有什么關系。

  實際上,1972年至1973年周恩來整頓期間,上山下鄉運動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一方面,運動的“再教育”色彩已明顯淡化,其實質就是對運動初衷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另一方面,如果說1968年的下放還有十分明顯的解決就業問題的需要的話,那么,從70年代初起,隨著國民經濟開始恢復性增長以及新一輪經濟冒進的出現,城鎮又開始大量從農村吸取勞動力,這種緩解就業壓力的經濟動因基本消失。這就出現了那種一面從城市大量下放知識青年,一面又從農村大量招收農民補充工廠勞動力短缺的城鄉勞動力逆向流動的怪現象。(51)這也就是說,到70年代初,上山下鄉兩方面的動因(“再教育”和就業壓力)都已淡化。但也正因為如此,宣傳上山下鄉政治意義的調門卻在不斷提高,而這只是為了維護它與諸如教育革命、文藝革命、五七干校等“斗、批、改”運動中出現的“新生事物”的政治地位,是為了反擊“右傾復辟回潮”,捍衛“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

  總之,對上山下鄉動機的分析,一是要區分毛澤東與周恩來等人的態度,二是要區分1968年與1973年后的變化。

  四、“無悔”還是“有悔”

  在有關知青的話題中,“青春無悔”還是“蹉跎歲月”、“不堪回首”總是一個容易引起爭議的問題。這不僅因為數千萬知青個體命運差異過大,而且也因為對同一歷史事件的評論往往與當下人們的感覺密切相關。在對那場運動和知青個體命運的分析中,以下幾個問題是應當注意的。

  第一,要嚴格區分對運動的總體評價和對知青個體命運的評價?!拔幕蟾锩敝械闹R青年上山下鄉是一場錯誤的運動,一次不成功的嘗試。就個人命運來說,不論是“青春無悔”還是“蹉跎歲月”,只能是在這個背景、前提下談論才是有意義的。

  第二,1700萬知青是一個非常龐大、復雜并不斷分化的群體,其中可以區分為許多十分不同的部分:“文化大革命”前與“文化大革命”中下放的知青,“老三屆”與后來下放的知青,到富庶地方與到貧困地區的知青,到農村插隊與去兵團、農場的知青,返鄉知青與下鄉知青,“家庭出身”好與不好的知青,有“后門”和無“后門”,下鄉時間長短、返城先后不同的知青,如此等等。特別是在當今市場經濟大潮中,原來同一命運的知青已分屬不同的階層。在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盛行的今天,撫今追昔,他們對上山下鄉的評價和感受更加多元、復雜。在對知青的解釋和評論中,任何“非黑即白”的簡單化都是危險的。

  第三,當知青們無數次地訴說當年的磨難和痛苦時,也應考慮一下農民的感受?!把芯恐鄦栴}不僅要聽知青的敘述和評價,還要聽當地農村人的敘述和評價?!?52)他們祖祖輩輩生活在那塊土地上,艱苦勞作,胼手胝足,櫛風沐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默默地承載著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重擔。知青回首當年時記起這些場景,多少會平添一些普世精神和悲憫情懷,對當年的不公稍許釋然一些。在我們的反思中,如果能去掉一些固化的城鄉二元情結,去掉一些潛意識中的城里人身份感,或許更有助于思考一些問題。

  第四,對知青問題的思考,只有超越知青身份和個人遭遇,才能獲得一種歷史的眼光。已有一些論者指出,即使沒有“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鄉,也會有許多知識青年到農村就業,正如“文化大革命”前一樣;大部分青年也不可能進入大學深造,而是進入工廠、商店、街道等;不論在哪里,他們都會經歷許多曲折、磨難、痛苦甚至失敗,也會有不少人因為種種條件的限制仍然生活在社會的底層,如此等等。

  第五,“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鄉運動必須否定,但在整個國家脫離了正常發展軌道,面臨嚴重危機的背景下,這似乎又是一種無奈的選擇。正如一位老知青所說:“‘文革’把國家經濟搞成那樣,幾乎崩潰,我們要是不下去,兩千萬人會給城市造成多大的壓力”?!拔覀冎芜@國家大廈幾乎坍塌的一角”,“承受著‘文革’造成的惡果,這就是我們這代人?!?53)

  第六,改革開放后眾多有成就的人中大多有知青的經歷,而且正是這種經歷成為他們成功的不可或缺的積極因素。成功者或比較順利者說青春無悔并不是對上山下鄉運動的肯定。他們也有挫折、痛苦甚至絕望,而無悔的只是沒有被這些磨難壓倒?!坝字傻睦硐霂砹藗?,但理想本身,崇高和追求本身,旗幟和馬蹄,也應該從現實生活中狠狠地抹掉嗎?”(54)不可否認的是,許多知青的命運是坎坷的、不如意的。他們也曾牢騷滿腹,悵惘悔恨,抱怨命運的不公。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應深切同情的。他們是被耽誤了的一代,卻絕不是垮掉的一代。他們“有十條以上的理由垮掉而對垮掉二字集體說不”(梁曉聲語)。

  總之,就知青的大多數來說,能把“有悔”和“無悔”截然分開的并不多,兩者似乎只是一體兩面。兩者的區分是相對的,其參照物也應是理性的。永遠不要忘記,知青問題的背后,是那場給整個國家、民族帶來巨大災難的動亂——“文化大革命”。

  五、知青與中國改革

  知青一代——特別是其中的“老三屆”——與共和國的歷史血肉相連,是與共和國一起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他們所接受的教育使他們中許多人充滿了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的情懷,以天下為己任的獻身精神和強烈的階級斗爭意識。一位作家回憶說,在整個中小學時代,她“最喜愛的是《紅巖》、《歐陽海之歌》和《青春之歌》”,“也喜歡《青年近衛軍》、《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勇敢》,這些都是我早期讀的書”?!斑@些革命英雄主義的作品對我世界觀的奠定和文藝觀的形成發生了積極的影響”。(55)另一位作家說:“對整整一代知識青年來說,英雄主義曾經是哺育他們成長的搖籃,是不可缺少的精神滋養”,他們“渴望無私奉獻,渴望通過獻身即為某種神圣目的而死來達到升華精神的崇高境界”(56)。一位走出國門參加緬共游擊隊的紅衛兵在信中說:“中國的未來是屬于我們的!世界的未來是屬于我們的!我們不能忘記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世界革命的歷史責任天然地落到了我們肩上”。他們崇拜毛澤東、格瓦拉、胡志明,相信中國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他們充滿了革命饑渴和幼稚憧憬,相信共產主義的勝利會在有生之年到來。

  這是一個富于熱情和理想信念的群體,是一個本應人才輩出的群體,但卻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1968年開始的下鄉運動中,他們一下子被從階級斗爭、路線斗爭風暴的中心拋到社會邊緣和底層,來到陌生、貧窮的農村。那一刻,他們從工業社會來到農業社會,從造反的紅衛兵變成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在《這里是四點零八分的火車》《南京知青之歌》《告別北京》等懷念故鄉、眷戀親人的詩與歌中,再也看不到當年“拿起筆做刀槍”的紅衛兵風采。下鄉之初,他們中一些人也曾豪情萬丈:“云天任我飛翔,問何必多情戀故鄉。奮紅心碧血,長埋妖禍;荒巒深山,可建天堂。非夢來年,高樓大道,稻菽遍于隴畝香”(57)。有人籌備在農村建立共產主義公社,有人仿效青年毛澤東要在農村創辦“半農半讀毛澤東思想講習所”,有人提出到云南建立“共青城”,有人倡議在東北建立知青“公社”,實行“共產主義”……

  這些浪漫的理想很快就在現實面前灰飛煙滅。落后的農業生產力,貧乏的物質、文化生活,艱苦的勞作,與他們的想象形成巨大反差。他們因生產勞動過重,分配收入過低、文化生活貧乏、缺乏組織管理而遇到一系列困難。社會上眾多虛偽、丑陋的陰暗面使他們感到個體力量的藐小與無助,經常處于順從還是抵制的痛苦選擇之中。他們也參加農村的階級斗爭,整別人或被別人整。也有許多知青雖然也曾苦悶、彷徨,但卻不甘沉淪、自強不息、自覺鍛煉、奮發圖強。他們中許多人擔任了鄉村教師、赤腳醫生、農業技術員、會計等一些初級技術工作,有的人成長為農村基層干部。他們在農村傳播城市文明,成為聯系城鄉的天然橋梁和紐帶。他們與農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從農村、農民那里得到的精神財富影響了他們的一生。經歷過這種鍛煉的他們,對于返城后的種種困苦和艱難,往往表現出一種“曾經滄?!钡膹娜菖c淡定。一些知青鍥而不舍地學習、思考,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迅速脫穎而出,成為時代的佼佼者和改革開放中的出類拔萃之輩。一位已下崗的老知青說:“有些人他就是人才,客觀條件再惡劣,他還是人才”(58)。還有一些知青遠走異國他鄉,艱苦創業,并在各種“洋插隊”的知青聚會上共話當年的插隊生涯。不論身在何處,也不論什么身份,知青群體大都有一種強烈的集體認同感。他們開辦網站,舉行聯誼會,出版回憶讀物,共赴當年插隊的鄉村。一曲曲懷舊老歌總能使他們熱淚潸然,一次次知青聚會總能使他們神往當年。

  “知識青年,這個當年我們用汗水和眼淚、苦行和希冀、憧憬和追求充實起來的字眼,飽含著多少更加深沉的意義??!”“我是從那條路上走過來的,我的青春、我的追求、我的事業,甚至我的愛情,都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59)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一些知青的苦難還在延續。1978年至1980年間遍布全國的“返城潮”使被上山下鄉掩蓋了十余年的就業問題極為尖銳地暴露出來,知青成為待業隊伍的主體。一些知青遺留問題成為影響城市穩定的主要因素,安置待業知青幾乎成為許多大城市的頭等要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后,他們中間除了少數搭上讀大學的末班車外,多數人往往是兩手空空進入了而立之年,剛剛開始求職、創業。他們中不少人往往因無學歷、缺技術、少工齡、無住房等先天不足而成為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有的過早進入失業大軍,面臨巨大的生活壓力。在國人的物質生活水平因改革不斷提高時,他們已是兩鬢斑白,垂垂老矣,過著清貧的生活。他們的命運令人扼腕嘆息,同時也提醒人們,“文化大革命”及上山下鄉永遠不能重演。

  從一個更長的時段來看,“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對后來中國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至今我們對這種影響的認識還不夠。

  知識青年在民間、在底層、在與農民的共同生活和勞作中,學到了許多在城市、在課堂學不到的東西,獲得了許多書本上沒有的感性認識,了解到中國社會底層的真實情景和政治、經濟運行機制的某些特點。這種特殊的底層經歷使他們學會了區別宣傳與實際、理想與現實,學會了用自己的腦子去思索?!叭菀着c底層社會和民眾建立起天然的精神上的、情感上的聯系,從而使之熟知國情民意”(60)。他們眼中、筆下的農村和農民,已不同于《李雙雙》《艷陽天》《金光大道》《箭桿河邊》,而是《小鮑莊》《我的遙遠的清平灣》《黑土地》《老井》中的農村和農民。正如一位知青所說,到了農村“才知道什么叫中國,才知道我們的老百姓是多么苦,又是多么好”。對此,一位學者評論說,這兩個“才知道”,無論是對知青本人,還是對未來中國,都非同小可,意義重大。(61)這就是進步,這就是中國改革的認識基礎。人們不會忘記,新中國成立后諸如人民公社化等運動,都在于缺乏對農村、農民的真知!

  毛澤東指出:“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62)他又說:“無論何人要認識什么事物,除了同那個事物接觸,即生活于(實踐于)那個事物的環境中,是沒有法子解決的?!?63)這是他號召知青下鄉的理論基礎,而知青也的確在農村加深了對國情的認識,只是這種認識截然不同于“繼續革命”理論那套說教。

  更值得注意的是,正是插隊的經歷,使一些知青以特殊的方式開始了某種思想解放的歷程。從70年代初起,上山下鄉本身存在的諸多問題,已大大降低了知青及其家長對插隊的熱情。特別是日甚一日的“走后門”更使運動的道義盡失,知青們不再相信那些虛偽的說教。他們“已不帶任何幻想。兄長們的遭遇已埋葬了所有的爛漫憧憬,我們因為巨大的政策壓力而不得不將戶口遷到了農村”(64)。九一三事件的發生使所有知青受到巨大的震撼?!案械轿骞馐睦硐胂穹试砼菀粯悠茰缌恕?,“對原先的信念產生了極大的動搖”。對于他們來說,思想解放從那時就開始了,“人們要用自己的腦子來思考了”(65)。詩人郭路生1968年在《相信未來》的詩中說:“親愛的朋友啊,相信未來吧,相信不屈不撓的努力,相信戰勝一切的青春,相信永不衰竭的斗志,相信未來,相信生命,前程呵,一定光明”。沒過多久,詩人就失去了盲目相信未來的浪漫。1976年另一位詩人北島在他的名篇《我不相信》中說:“新的轉機和閃閃星斗,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

  懷疑和失望推動著思考,而農村中相對寬松、自由的政治環境又為這種思考提供了空間。一些知青除大量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外,還盡一切可能搜集、閱讀包括“黃皮書”、“灰皮書”在內的各種“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中外優秀書籍,形成了各種“思想者群落”?!八麄冊诜敝氐捏w力勞動之余,堅持閱讀、調查、討論,在遠離都市、遠離政治文化中心的貧瘠的山村,開辟出一片生機勃勃的精神飛地?!?66)一位知青作家回憶說,自己身無分文,卻對國家的興衰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數不清的疑問煩擾著他們,在儉樸的生活中,在孤居獨處中“一個字一個字地摳著厚厚的經典大本”。他們過著一種“貧困而又奢侈的思辨生活”,“以非知識分子的身份激烈辯論著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識分子討論的那些問題”,這“既與他們卑微的社會身份不相稱”,也與周圍農村或小縣城氣氛不協調。(67)他們相信:“要了解中國,必先了解農村。他們‘設計油印出《農村社會情況調查表》,從經濟到政治到文化,從歷史到現狀,從耕作制度、分配方式到階級關系、宗族矛盾,從自留地、菜地、自留樹、集市貿易到婚喪嫁娶紅白喜事’……都在調查之列”。(68)一位在內蒙古插隊的知青經過農村調查、實踐,于1968年寫出《中國農民問題學習——關于中國體制問題的研究》,對中國一系列現實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這樣的知青人數雖然不多,但他們的影響不容低估。1976年4月天安門廣場上展現出來的那些振聾發聵的真知灼見,許多就是他們在那些偏遠山村孕育的。

  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后,仍有一些人對改革初期迅速出現的那種大推進局面的原因感到困惑。一般認為,大凡一個社會,傳統力量越大,教條主義的禁錮越強,與外界隔絕越久,那么,走上改革之路——即社會轉型——則勢必阻力重重。但中國似乎有些例外。1978年前后“兩個凡是”之類的“左”傾思潮一觸即潰的失敗,證明改革的條件已經成熟。這與蘇聯等國家改革中官僚利益集團惰性十足、阻力重重,多數民眾態度漠然形成鮮明對比。這種成熟的基本原因,在于“文化大革命”——包括上山下鄉運動——的反面教育。

  歷史上往往有這樣的情景,一個時代(時期)的曲折、苦難,不過是另一個時期正常發展的必要代價,盡管有時這種代價過于沉重。上山下鄉運動使許多年輕人的夢想破滅,但也培養、造就了這樣一個群體:他們年輕,有底層閱歷,經受過磨難,有一定知識,思想活躍,埋頭苦干,較少舊模式的束縛,是“左”傾錯誤的受害者。他們的身份、經歷使他們比較容易接受對現狀的改革,程度不同地成為改革的利益共同體和社會基礎,起碼在當時不反對改革。數千萬生活在社會各個方面的前知青或知青思想上的解放為中國第一輪改革注入強大動力,其意義不可低估。這是中國改革初期思想解放、改革大推進的基本原因之一。

  如果說,“文化大革命”前教育中的“左”的錯誤是紅衛兵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文化大革命”以及知青的經歷,則是造就1976年后一大批改革者的重要條件。人們不難在許多改革者身上看到知青經歷的痕跡。正如不能要求1966年時的青年接受改革一樣,也不能要求知青不接受改革。上山下鄉的經歷使知青本能地擁護改革,本能地成為改革的基礎,而不像紅衛兵那樣只能是“文化大革命”的基礎。例如,富于戲劇性的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紅衛兵參與其中的對個體經濟的圍剿和對第三產業的排斥,使萎縮的城市失去了安置知青的崗位;而“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面對龐大的知青待業群體,政府很快果斷決定打破原有的勞動就業體制,拓寬就業渠道,發展多種就業形式。(69)知青成為改革的直接推動者和受益者。轉型失誤使青年學生成為知青,而知青又成為中國成功轉型的有力推動者。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

  正是在這樣一個意義上,可以說,上山下鄉運動是一場真正的“再教育”,是一場對知青和全民的有關國情、社會和社會主義觀的“很有必要”的“再教育”。如同“文化大革命”一樣,上山下鄉的意義正在于它的不成功,這使它成為改革的催化劑。沒有這種催化劑,中國的改革不僅肯定還要推遲,而且也不太可能出現改革初期那種大推進的局面。這也是知青對中國改革、中國轉型的巨大貢獻。

  知青已經老去,有關知青的話題還會延續下去,并將歷久彌新。

  

  注釋:

 ?、佟督▏詠碇匾墨I選編》第1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49頁。

 ?、趨⒁娭泄仓醒?、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轉發《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關于大專院校畢業生分配工作的報告》的批語。

 ?、蹍⒁娭泄仓醒耄骸蛾P于1967年大專院校畢業生分配問題的通知》,《共和國史記》第3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2頁。

 ?、軈⒁婎櫤檎轮骶帲骸吨袊R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中國檢察出版社,1997年,第86頁。

 ?、菟^“斗、批、改”,即“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層建筑,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薄吨泄仓醒腙P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

 ?、奚缯摚骸队訜o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人民日報》1968年1月1日。

 ?、呃?,在農村撤區并社和擴社并隊、改變生產隊核算,部分或全部收回自留地,取消定額記工制度,限制或取消集市貿易;在企業廢除許多必要的規章制度,取消獎金制度和計件工資;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又造成一大批冤假錯案;在經濟建設中又提出許多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引發新一輪“躍進”,等等。

 ?、鄥⒁姸砒櫫郑骸讹L潮蕩落——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史(1955-1979)》,海天出版社,1993年,第143頁。

 ?、徂D引自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275頁。

 ?、馊缰兄狗稚⒉尻?、提高安置經費、普遍建立、加強領導知青工作的機構、出臺了一些政策、加強帶隊干部工作、推廣“株洲廠社掛鉤經驗”、實行“輪換制”、確立就近安置原則、嚴懲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把插隊、招生、招工統一起來考慮,等等。

  (11)《中國共產黨江西歷史大事記》,新華出版社,1999年,第304頁。

  (12)《中共江蘇地方史》第2卷,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80、382頁。

  (13)《中共河南黨史大事記》下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5頁。

  (14)轉引自金大陸、金光耀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研究文集》(下),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年,第647、658頁。

  (15)《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63頁。

  (16)轉引自楊鳳城:《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理論與政策研究》,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第170頁。

  (17)《人民日報》1967年11月3日。

  (18)參見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人民日報》1967年1月1日。

  (1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520頁。

  (2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530、529、531頁。

  (21)轉引自金大陸、金光耀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研究文集》(下),第615頁。

  (22)參見章太炎《革命之道德》,《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3頁。

  (23)《李大釗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48頁。

  (24)轉引自彭明等主編:《近代中國的思想歷程(1840-1949)》,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512頁。

  (25)《獨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0、301頁。

  (26)[法]亨利·特羅亞著,迎暉等譯:《神秘沙皇——亞歷山大一世》,世界知識出版社,1984年,第327頁。

  (27)評論員文章:《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日報》1969年6月26日。

  (28)毛澤東:《在春節座談會上的講話》(1964年2月13日)。

  (29)毛澤東:《關于哲學問題的談話》(1964年8月18日)。

  (30)毛澤東:《接見蘇班德里約時的講話》(1965年1月27日)。

  (31)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1965年12月21日)。

  (32)轉引自唐少杰:《“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斷魂曲——重新解讀毛澤東1968年7月28日召見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的談話》。

  (33)《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524頁。

  (34)參見蘇少之:《1949-1978年中國城市化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1期。

  (35)引自邱國盛:《當代中國逆城市化研究(1949-1978)》,《社會科學輯刊》2006年第3期。

  (36)參見蘇少之:《1949-1978年中國城市化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1期。

  (37)引自邱國盛:《當代中國逆城市化研究(1949-1978)》,《社會科學輯刊》2006年第3期。

  (38)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第39頁。

  (39)國家統計局編:《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第8、25頁。

  (40)參見鄧力群主編:《當代中國的勞動力管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12、468頁。

  (41)周天勇:《中國推進城市化的猶豫、失誤和后果》,《城市觀察》2009年第1期。

  (42)《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261、262、288頁。

  (43)《惲代英日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第652頁。

  (44)《李大釗文集》(上),第651、652頁。

  (45)轉引自高菊村等:《青年毛澤東》,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第86頁。

  (4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505、509頁。

  (47)1967年10月28日周恩來對全國糧食工作會議和鐵路工作會議代表團的講話。

  (48)參見1968年1月3日周恩來接見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代表的講話。

  (49)參見1973年8月6日周恩來接見參加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和總后黨委常委擴大會議的同志時的講話。

  (50)參見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第387、388頁。

  (51)“文化大革命”十年間,動員1700萬知青上山下鄉,同時從農村招收職工1400萬人,其中知青400萬,農民800萬。參見鄧力群主編:《當代中國的勞動力管理》,第138頁。

  (52)阮顯忠:《知青問題研究應當處理好六個基本問題》,金大陸、金光耀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研究文集》(下),第689頁。

  (53)轉引自王漢生、劉亞秋:《社會記憶及其建構》,《社會》2006年第3期。

  (54)韓少功:《西望茅草地》,夢遠書城網,http://www.my285.com/ddmj/hsg/xwmc.htm。

  (55)張抗抗:《從西子湖到北大荒》,《新苑》1982年第3期。

  (56)鄧賢:《中國知青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第102頁。

  (57)轉引自金大陸、金光耀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研究文集》(下),第618頁。

  (58)《知青講述當年下鄉生活:沒有有怨恨希望不要再來》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sh/2011/03-28/2935218.shtml。

  (59)葉辛:《寫作三部長篇小說的前前后后》,《十月》1982年第3期。

  (60)佚名:《他們熟知國情,與底層有天然精神聯系》,華商報網絡版。http://hsb.hsw.cn/2012-03/29/content_8289959.htm。

  (61)佚名:《他們熟知國情,與底層有天然精神聯系》,華商報網絡版。http://hsb.hsw.cn/2012-03/29/content_8289959.htm。

  (62)《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3頁。

  (63)《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6—287頁。

  (64)轉引自:金大陸、金光耀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研究文集》(下),第618頁。

  (65)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10頁。

  (66)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第237頁。

  (67)轉引自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第218頁。

  (68)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第237—238頁。

  (69)截止到1979年上半年,全國需要安排就業的人數高達2000多萬人,其中插隊知青700萬人,按政策留城的知青320萬人。參見黃孟復主編:《中國民營經濟史紀事本末》,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10年,第1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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