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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國史中的社會史:學科定位與基本框架
發布時間: 2020-12-11    作者:李文    來源: 《中共歷史與理論研究》第3輯 20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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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史中的社會史:學科定位與基本框架

  ——《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的編撰與心得 

  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展社會建設、推動社會發展的歷史。60多年來,新中國在社會建設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也經歷了多次曲折和失誤。對這段歷史做一系統的梳理和總結,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社會史研究室自2010年組建以來,即以研究和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這一新的分支學科為己任,經過近三年的學科調研和資料儲備之后,2013—2014年用兩年的時間,在諸多學界先輩和同仁的指導和幫助下,集全室之力完成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和社會科學創新工程項目——《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當代中國出版社,2016)。在該書即將付梓出版之際,在這里將本書的寫作背景、過程和研究得出的一些主要結論做一介紹,就教于學界同仁。

  一 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的學科定位和寫作背景

 ?。ㄒ唬W科屬性和寫作背景

  顧名思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首先是社會史,屬于中國現代社會史或當代社會史的范疇。中國的社會史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復興以來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社會史研究的日益興旺,不僅改變了以往史學研究中政治史、經濟史和文化史三分天下的單調格局,而且拓展了領域,豐富了選題,充實了內容。但是迄今為止的社會史研究,大多圍繞明清時期或者近代中國進行,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仍然十分薄弱,是一個亟待拓荒的領域??上驳氖?,近年來這一局面正在發生變化,與中共十六大以來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大力開展民生建設、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社會大局相適應,社會史的研究正在逐步從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向中國現當代史領域延伸,在農村社會史、區域社會史和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社會史方面涌現出不少研究成果,比較典型的如:北京師范大學朱漢國教授主持的課題組凝聚了一批致力于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的生力軍;以行龍教授領銜的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在農村社會史研究方面扛起了一面旗幟;上海的一些高校在城市社會史研究方面也取得突出的進展;此外,同一領域的研究力量還見于南開大學、南京大學等。許多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尤其是一些社會史研究基礎較好的高等院校)正在將大量的人力和財力投向社會史資料特別是基層檔案資料的搜集和整理,研究者(特別是研究生)熱衷于從這些資料中確定論文的選題,在新中國微觀社會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進展。但是貫通下來的、較為全面的宏觀社會史研究成果仍不多見,中國現當代社會史的理論體系和框架結構尚待構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系為此做出的一次初步的嘗試。

  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同時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簡稱國史,是以新中國的歷史為對象的相對獨立的學科,是中國近代史的自然延伸。改革開放以來,國史研究日漸繁榮,并逐漸形成自己的學科體系和研究范疇,陸續出版了大量的通史和專門史學術著作,相關成果已經難以勝計。但是,在國史專門史領域,研究相對成熟一些的是政治史、經濟史和外交史,文化史也有了一定的基礎,而社會史的研究如上所述還相當有限,基本是一片空白。社會史研究的“缺席”不但影響了新形勢下國史資政育人功能的發揮,也使得長期以來出版的國史著作與中共黨史新中國成立后部分的內容基本雷同,其學科的獨立性頗受質疑。學界已有共識,如果說國史與中共黨史有所區別的話,中國當代社會史可能是極為重要的領域之一。適應這一需要,近年來中國當代社會史的研究在國史學界嶄露頭角,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本身就像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史、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史一樣,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的一個分支學科的面目出現的。

  中國當代社會史以獨立的國史分支學科的面目出現,始于2010年以后。2010年,當代中國研究所成立社會史研究室;同年,國家社科基金首次將中國當代社會史列為重大招標項目。2011年4月,當代所社會史研究室與《當代中國史研究》雜志社、安徽師范大學聯合舉辦了首次當代社會史專題研討會,重點研討學科建設問題。10月,又與河北大學歷史學院聯合承辦“新中國社會變遷與當代社會史研究”學術研討會,意在推動當代社會史研究的學科建設和深入開展。隨后,研究室開展了大量的學科調研,向社會史研究有一定基礎的單位、前輩和同行取經,并就若干基本理論問題就教于社會學界的學者。經過調研,我們認識到了自己的長處和短處,也明確了研究室肩負的擔子和發展的目標?;谥醒胭x予當代中國研究所的特殊使命和我們自己的優勢所在,我們選擇了以“開拓創新,打造國史中的社會史”為研究室的基本取向。2013年,研究室奉命開始撰寫《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并被列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與社會科學創新工程項目。

  (二)寫作過程和本書主要特點

  鑒于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還基本上是一片處女地,撰寫一部完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具有拓荒性質。如上所述,社會史研究室從2010年一成立就部署開展了以補課和摸底為宗旨的學科調研,并在2012年先后申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課題“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現狀與學科體系”和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課題“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通過上述學科調研和課題研究,明確了我們的研究對象和學科定位,熟悉了該領域的研究方法,初步構建起了一個比較成熟的理論框架。在此基礎上,2013年我們開始啟動創新工程項目研究。這一年的主要工作是在明確項目組成員分工的基礎上,撰寫大事記,初步掌握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的階段性特點,草擬寫作大綱并結合所內外多位專家的意見展開充分的討論,同時補充學科調研、搜集資料撰寫初稿。進入2014年,我們先是形成寫作規范提供給大家遵循,形成樣稿提供給大家參考;然后在各自寫出初稿后由首席專家提出詳細意見,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見稿,于9月召開專家研討會,進一步聽取所內外專家的意見,據此部署了新一輪的修改。就這樣,在大家多次修改后,由首席專家做了進一步的統籌、加工,形成了該項目的結項稿。就結項稿而言,總體上看,項目的研究達到了預期目的,但時間倉促,提交出版前還需要再加認真雕琢、打磨。比如,是否將“文革”時期獨立成一章來寫還可再議;章、節、目的標題仍需推敲;內容上個別章節還有失衡、詳略不當或者缺漏現象;數據出處多數地方都做了明確的注明,但有的地方還比較籠統;文字、措辭還要多加注意;等等。結項后,項目組對結項稿存在的問題,結合評審專家提出的意見,一一加以改進,最后由首席專家做了進一步的統改,2015年4月正式進入出版程序。

  本項目的研究不論在國史學界還是在中國的歷史學界都是一個全新的嘗試。它不是中國古代和近代社會史的簡單延伸,而是本著國史研究的主題、主線和分期構建起的一個全新的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框架,并第一次粗略地勾勒出了60余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點和基本脈絡,不但填補了國史研究、社會史研究的空白,也為黨和國家“五位一體”的總體戰略布局、加快社會建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從社會史領域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支撐。項目的研究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遵循中共中央第二個歷史決議和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基本精神;研究方法和框架設計上除了國史、黨史研究的現有基礎以外,還廣泛借鑒了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多個學科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成果。全書共六章,以基本民生為主線,分期上沒有固守國史、黨史的傳統,而是體現了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點。內容闡釋上追求尊重史實,客觀公正,結合國史大背景,盡量揭示出社會發展的基本點、基本脈絡和主要成就,同時對發展中的曲折、工作中的失誤也不回避、不輕描淡寫,重在總結經驗、揭示規律;注意了各章節的前后照應,努力實現歷史邏輯和理論邏輯相統一;與其他專史(如經濟史、政治史、文化史等)相重合的地方,同樣也體現出了社會史視角的不同、側重點的不同。行文上符合文字簡潔、詳略適當、引注規范、尊重他人的知識產權的基本要求,各章話語體系和語言風格基本一致。

  上述評價是項目結項時評審專家書面意見的一個簡單綜合,我想可能有點過譽了,不足之處肯定還很多。本書的寫作在國史學科和社會史學科兼具拓荒性質,任務之艱巨不言而喻,也因此受到了當代中國研究所領導和學界前輩的高度重視和鼎力支持。中國社科院前副院長兼當代所所長、現任求是雜志社社長李捷同志從始至終對本書的寫作給予了精心的指導;著名社會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陸學藝先生生前參與了寫作大綱的研討和修改;著名中共黨史專家、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第二研究部主任張化研究員不但參與了大綱的研討,而且抱病前來我所對初稿提出修改意見;國史專家、當代所資深研究員田居儉先生同樣為大綱的擬訂和初稿的修改貢獻了許多寶貴意見,他是最早倡導把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提上日程的著名學者之一。參加本項目結項評審的專家還有中國人民大學李路路教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陳理研究員、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龐松研究員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研究所王躍生研究員等。專家們高度評價本項目的創新意義,對項目的結項稿贊譽有加,同時也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見,對本書的統改提供了諸多幫助。在此,謹向這些前輩和同仁致以誠摯的謝意。

  二 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的基本框架

  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發展的歷程、特征和規律。

  “社會”素來有“大社會”“小社會”之分。如果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是個“大社會”,那么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中的“社會”與這個總體布局中的“社會建設”內容大致相當,所以是個“小社會”。中共十八大報告將社會建設的內容歸納為教育、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健康和社會管理幾項,這當中,除了社會管理以外,其他幾項傳統上都屬于廣義的社會事業的內容,也大致與人們常說的“民生”這個概念的內涵相當。中共十八大報告同時也將社會體制改革納入了社會建設的內容,主要包括社會管理體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和社會管理機制等?;谶@些內容,本書借用社會學的范疇構建了社會史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社會結構、社會管理、民生和社會事業、社會生活、社會心態(社會心理、社會思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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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結構主要包括人口結構、家庭結構、區域結構、城鄉結構、階級階層結構、社會組織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

  人口結構又稱人口構成,主要包括人口自然結構和非自然結構。人口的自然結構即是人口自然變動所形成的年齡結構和性別結構,而人口的自然變動又取決于人口增長類型的演進??疾烊丝谠鲩L類型進化的指標主要有出生率、死亡率、生育率和自然增長率等,比較高的出生率、死亡率、生育率和緩慢的自然增長率為傳統型,比較低的出生率、死亡率、生育率和自然增長率為現代型,介于二者之間的統稱過渡型。人口增長呈過渡型的階段,出生率、死亡率和生育率開始逐步下降且死亡率的下降要早于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自然增長經歷了一個由快到慢的過程。新中國成立以前的人口增長是典型的傳統型,新中國成立后死亡率迅速降低,人口增長速度加快,經歷了半個世紀左右的過渡型時期,進入21世紀以來已明顯呈現代型。需要注意的是,與發達國家的經歷不同,中國的人口增長類型轉變主要地不是自然而然的過程,嚴格的人口政策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在中國,計劃生育成為社會事業的一項重要內容。不同的人口增長時期和增長類型生成不同的人口年齡結構,反過來,不同的人口年齡結構又會導致不同的人口增長類型。在過渡型的前半段,人口死亡率開始顯著降低,相對于比較高的出生率和生育率,導致少兒撫養比提升,人口年齡結構比較年輕,增長動能強勁。在過渡型的后半階段,人口出生率和生育率顯著下降、預期壽命延長,導致人口平均年齡不斷向上提升,人口趨向老齡化,增長動能縮減。到了現代型的人口增長階段,就完全是個老齡化社會,進而勢必對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體系的構建產生深遠的影響。未富先老且老齡化呈加速態勢,是21世紀以來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顯著特征。

  人口性別結構簡單說來就是指人口中男性與女性之間的比例。從世界各地的情況來看,出生人口性別比適度偏高是合理的。每年出生100個女嬰就會相應誕生102—107個男嬰,男嬰比例一定高于女嬰。隨著年齡增長,男性死亡率會上升,女性壽命長于男性,所以在高年齡組女性人口往往多于男性,這是人類性別比變化的客觀規律。但是如果出生人口性別比低于或者高于正常的比例,就會出現婚姻擠壓問題,也就是說在一夫一妻制條件下,有一部分人會一輩子無法結婚。中國的出生人口性別比1980年以前基本正常,1980年以后突破正常值且一路走高,成為人口自然結構出現的比較突出的問題,2008年達到最高值120.56。也許有足夠的理由將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生性別比一路走高體現的中國人口自然結構變化,歸因于同一時期出臺并付諸實施的新的人口政策、農村土地政策,以及B超技術和人工流產技術發展的疊加效應。這種男女性別比失調問題,將隨著這批人口逐漸成年而顯現出來。

  人口的非自然結構即人口的空間移動引起的人口地區分布特別是城鄉分布上的變化,主要體現在地區人口密度和城鄉人口結構兩個方面。中國幅員遼闊,又是人口大國,但人口的分布很不均衡,主要偏集在東部各省,西部尤其西北廣大地區則人煙稀少,人口密度由東向西逐步遞減。盡管西部地區總體上人口生育率高于東部地區,而且計劃經濟時期開發邊疆、建設三線和發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向西部和東北地區遷移了不少人口,改革以來人口流動加劇、工程移民和生態移民增多、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但20世紀30年代揭示的胡煥庸線顯示的人口分布狀況至今沒有大的變化,1949年線西北(占全國54.5%的國土面積)的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6人,線東南的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19人;2000年前者增加到13人,后者增加到284人。受自然的、歷史的、經濟和社會的多重因素的影響,人口地區分布的變化比較緩慢,也不顯著。但是現代化以前伴隨工業化的推動,城市化加快,人口流動的結果主要體現為城鄉人口結構的變化,這是討論當代社會史所要關注的重點。各國發展的實踐證明,城市化與經濟發展水平特別是工業化水平有較強的相關性,或者說前者是后者發展的自然結果。但是,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是個例外,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進程。許多人將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歸結于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制度——這當然很重要,但根本原因在于當時的工業化速度與經濟發展水平相脫節、就業結構轉換與產業結構變動相脫節,是趕超型經濟與重工業為主導的工業化戰略相結合的衍生品,而城鄉分割的人口管理政策只是這一戰略的制度上的保障性因素。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市場化以后,國民經濟結構趨于協調,就業結構轉換得以與產業結構的變動同步進行,因而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大規模流動成為可能,城市化速度隨之明顯加快。但是戶籍管理制度的藩籬尚未廢除,于是就衍生出一個“亦工亦農”的農民工階層,于是就有了新近的新型城鎮化政策的出臺,這些都是中國有特色的地方。此外,研究人口的非自然結構還要考慮人口的民族構成。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正式認可的民族有56個,其中以漢族人數最多,少數民族在總人口中的比例雖然不高,分布范圍卻很廣,以分布的大分散、小集中、大雜居、小聚居為顯著特征。一個地區的民族構成狀況是其歷史發展的結果,不同民族在人口、文化(包括語言文字)、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及經濟實力等方面存在差異,民族構成研究有助于認識中華民族社會變遷的復雜面相。

  本書有別于一些人口學界的觀點,把家庭結構、職業結構、收入分配結構、階級階層結構、社會組織結構(或社會組織形態)以及文化教育結構等,不是放在人口的非自然結構中考察,而是將其視為社會結構所要討論的核心內容。

  家庭是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人類社會的基本細胞。隨著社會歷史的變遷,特別是受人口結構、人口流動、婚姻制度變化的影響,家庭的規模、觀念與倫理都會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動,家庭中成員的構成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狀態,以及由這種狀態形成的相對穩定的聯系模式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農業社會時期的中國歷來崇尚多子女的大家庭。但是,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伴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快,人口流動加劇,特別是由于計劃生育政策造成的人口增長類型更替和人們觀念上的更新,家庭規模日漸縮小,家庭模式也日益從聯合家庭(即由父母和兩對或兩對以上已婚子女所組成的家庭,或者是兄弟姐妹婚后不分家的家庭)、主干家庭(即由父母和一對已婚子女,比如由父、母、子、媳所組成的家庭)向核心家庭(即由父母和未婚子女所組成的家庭)轉化,甚至出現了大量的父母與成年子女相分離的空巢家庭。家庭規模的縮小和家庭模式的更替使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迅速減弱,絕大多數老人依賴的家庭養老模式面臨挑戰,這是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以來遇到的新課題。農村的家庭結構變動值得格外關注,因為隱藏在其背后的是農村勞動力結構的深刻變化和越來越多的留守兒童、留守老人問題以及農村的“空心化”。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人們在社會上除了通過血緣紐帶組合成核心的、微觀的家庭以外,還通過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所結成的社會關系區分為不同的階級,并通過職業紐帶和分配上的不平等結成擁有相對穩定的社會特征的不同的社會階層和社會利益集團。新中國成立初期主要是四大階級,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資產階級被消滅了,公有制一統天下,人們所從事的職業相對比較固定,分配上的差距不明顯,階級結構上形成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的基本格局。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所有制結構的快速演變、人口流動性增強和職業分化加劇,原有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的社會分層結構出現了深刻的變化。一方面,農民階層和產業工人階層此消彼長,并且農民出現了流動性加劇和日趨兼業化的特點,農民工逐漸成了產業工人隊伍的主體;另一方面,涌現出一些新的社會階層,包括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和自由職業人員等,這當中許多人是從工人、農民、干部和知識分子中分離出來的。與此相伴隨的是不同職業、不同地區、不同群體之間收入差距的拉大,社會分化日趨嚴重,不同的階層逐漸形成了不同的社會價值觀、行為方式和利益訴求,相應的,管理者需要處理的社會事務也日趨紛繁復雜。

  社會組織結構(或社會組織形態)因與社會管理體制有關,我們將其放在社會管理中講。人口或居民的文化教育結構則因與人力資源有關,我們將其放在社會事業中講。

  (二)社會管理

  社會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會組織為促進社會系統協調運轉,對社會系統的組成部分、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以及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進行組織、協調、指導、規范、監督和糾正社會失靈的過程。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用“社會治理”取代了“社會管理”的概念,不單單是提法上的變化,還意味著管理理念、管理格局、管理方式的變化,本書主要考察中共十八大以前的社會發展進程,故仍然沿用“社會管理”的概念。

  2011年,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指出,要形成一定的社會秩序,就必須有一定的社會管理。社會管理的根本目的是維護社會秩序、促進社會和諧、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營造良好社會環境。要實現這個根本目的,必須著力完成七個方面的基本任務,包括協調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正、應對社會風險、維持社會和諧等。這一概括對我們研究歷史上的社會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社會管理首先要有明確的管理對象和管理者。社會管理的管理對象是社會事務,這是不言自明的。在中國,傳統上負責或參與社會管理的主要包括中國共產黨機關、國家機構、人民政協和民主黨派、群團組織和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等。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團體、基金會和民辦非企業單位有了較快的發展并在社會事務管理中體現出越來越大的作用,于是從2006年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開始,官方開始正式采納“社會組織”的稱謂,并將傳統上的“民間組織”納入了創新社會管理、構建和諧社會的工作大局。社會組織稱謂的提出和使用,有利于糾正社會上對這類組織存在的片面認識、形成各方面重視和支持這類組織的共識,也是與這一時期社會組織的發展有所提速的大趨勢相適應的。

  社會事務是通過一定的社會管理體制和社會管理機制來運行的。在中國,計劃經濟時期實行的是政府“一竿子插到底”的社會管理方式,政府對社會事務大包大攬,負有無限責任,因而不存在社會組織活動的空間。改革開放以來,為了適應社會結構轉型的新形勢新要求,政府開始提出多頭治理、齊抓共管,落實到社會管理體制上就是要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新格局,中共十八大以來又增加了“法制保障”的新要求,在管理機制上強調源頭治理、動態管理、應急處置相結合。在基層管理方面,計劃經濟時期基本上是“單位制為主,街居制為輔”的管理體制,政府把社會管理事務落實到各個不同的“單位”(在農村是人民公社),由其對本“單位”包括全體職工生老病死在內的社會事務負全責,于是就出現了“大而全、小而全”、“單位”(包括企業)辦社會的局面,職工對自己的“單位”也就有了依附性。在城市,凡是“單位”夠不著的管理死角,凡是不屬于“單位”的人員,交給街道和居民委員會負責;在農村,則是建立了以“鰥寡孤獨、老弱病殘”為對象的“五?!惫B制度。改革開放以來,先是在農村廢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實行土地承包經營,家庭重新成為基本的經營單位和社會組織單位,自主經營的農戶不再依附于土地和農村“社區”;然后是城市里的企業放開搞活、改革經營體制和用工制度,事業單位也逐漸將社會事務剝離給社會,所有制多樣,就業形式多樣,人口流動性增強,“單位人”逐漸成了“社會人”,街道和居委會逐漸演變為“社區”,負責服務的社會對象日漸龐雜,負責管理的社會事務越來越多,也就越來越要求“政社分開”,變“單位制以主,街居制為輔”為“社區制為主、單位制為輔”,變政府的垂直型管理為齊抓共管的扁平化管理,同時還要充分發揮基層自治組織和社會組織的作用。這是社會管理體制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的變化。這一變化,特別是社會結構、社會利益格局的深刻變化,也促成了政府社會管理職能和社會管理方式的變化,概而言之,就是變管理為服務,變無限責任為有限責任,所以政府對公共服務體系的構建、政府的公共品供給能力和供給水平,是研究社會管理時需要特別關注的。社會和諧程度和公民的滿意度、幸福感,是政府社會管理績效的最終體現,關鍵要看政府對社會問題抓得準不準,處理得是否及時、是否公正透明。

  本書不采用“公民社會”的提法,因為它不適用于當代中國。近年來,源自西方的“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在學界討論社會管理時成為最常用的概念和理論框架。然而將這樣的理論框架套之中國卻有南轅北轍之嫌,且不說中國歷史上從來不曾有所謂“公民社會”,新中國是共產黨一黨執政多黨參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即便是市場化改革以來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社會組織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因為有基層黨組織做保障,中國的基層社會也不會發育成為“國家”的對立物,這是中國社會組織結構中一個獨特而又不可忽視的內容。按照生產單位、工作單位來建立黨的基礎組織,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組織原則。這個原則,使其組織基礎融入社會組織的細胞之中。長期以來,有賴于基層黨組織在基層群眾中的“橋梁”和“紐帶”作用,中國共產黨贏得了開展群眾工作的最大優勢。

  (三)社會事業

  傳統上的社會事業是指國家為了社會公益目的,由國家機關或其他組織舉辦的從事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活動的社會服務。在中國各級政府發布的相關文件中,社會事業包括教育、醫療衛生、勞動就業、社會保障、科技、文化、體育、社區建設、旅游、人口與計劃生育等方面的內容。本書沒有刻意去區分社會事業與民生事業這兩個概念,只是在有的章節里將勞動就業、社會保障、保障性住房建設、扶貧開發等與民眾生活直接相關的內容視為基本民生的范疇,將教育、健康和人力資源開發等與社會發展相關的內容視為社會事業的范疇。

  就業是民生之本,新中國的民生事業就是從解決千百萬人的失業問題開始起步的。從1953年起,新中國開始啟動政府主導的工業化進程和大規模經濟建設,與生產資料的統一調配相適應,建立了勞動力統包統配制度。這也是為了保證農產品供給,防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與之相配套的還有人們熟知的統購統銷制度和戶籍管理制度。在嚴格的戶籍管理之下,農村成了勞動力的蓄水池,經濟困難時期大量勞動力及其家屬從城市被下放到農村,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其實主要也是著眼于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拔幕蟾锩苯Y束后,知青返城和迫不得已推行的允許自主擇業、自主就業,使得勞動就業制度與農村土地家庭承包一起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口。改革以來,農村釋放出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城市形成勞動力市場,勞動力的統包統配制度向勞動合同制轉變,最終建立起了與市場經濟新體制相適應的靈活多樣的就業制度。在就業體制轉換和就業保障方面,要特別注意20世紀90年代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陣痛期的情況,這一時期針對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出臺的一些政策對市場化改革以來的社會保障體制構建意義深遠。

  社會保障是民生之基。新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以勞動保險制度為重點建立起來的,1956年出臺的《勞動保險條例》是計劃經濟時期以職工為對象的社會保障的基本制度,與其相配套的還有公費醫療制度和住房分配制度。在農村,主要是以集體經濟為依托的“五?!惫B制度和合作醫療制度。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盡管并不完善、覆蓋范圍小、保障水平相對較低,但它是與當時的經濟水平、經濟體制和社會管理體制相配套的,對那個時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改革以來社會保障體系的重建,是伴隨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逐步展開的。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為確保國企改革順利推進出臺的一些重要舉措,初步搭建起了以養老、醫療、失業三大保險為主的企業職工社會保險基本框架的“雛形”。進入21世紀以來,作為民生政策的基礎工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走上了城鄉統籌、覆蓋全社會的快車道,初步建成了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以慈善事業、商業保險為補充的項目齊全、覆蓋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框架,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保障計劃。當然,框架是搭建起來了,但存在的問題還很多,還很不完善。

  住房直接關系到民生,住房保障同樣是社會保障的一項極為重要的內容,這一點似乎容易被忽視。新中國成立后,農村居民是自建住房,這一點一直沒有多大變化。城市居民在改革以前實行的是以國家統包、無償分配、低租金、無限期使用為特點的實物福利性住房制度,住房短缺嚴重,政府負擔重,積累的問題較多;改革以來全面推行住房商品化、社會化,住房私有率增高,與此相應,為了解決困難群體的住房問題,建立了公積金制度和住房保障體系,并實施安居工程,不斷加大保障房建設和棚戶區改造力度,大批城鎮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難得到解決,但是過高的房價收入比是現存的突出問題。

  收入是民生之源。但是,收入的變化直接關系到居民的消費和日常生活,所以我們將其放在社會生活中講。又鑒于收入分配對社會分層的影響較大,所以前文所言社會結構的討論也會涉及收入問題,特別是收入不平衡等問題。

  扶貧開發是頭號民生工程,也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大亮點,聯合國千年計劃目標的實現主要歸功于中國。但是,政府有意識的扶貧開發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提出并大規模實施的,此前對貧困人口主要依靠社會救助(社會救濟)。從1986年起,中國政府開始成立專門扶貧工作機構,確定貧困標準,安排專項資金,制定專門的優惠政策,并對傳統的救濟式扶貧進行徹底改革,確定了開發式扶貧方針。自此,中國政府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有計劃、有組織和大規模的扶貧行動,從開發式扶貧到扶貧攻堅,從集中連片扶貧到精準扶貧,針對性強,手段、方式多種多樣,政府投入力度不斷加大,扶貧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減貧6.6億人,超過世界人口大國美、俄、日、德四國人口的總和,這是1978年至2013年中國按照國際扶貧標準累計減少的貧困人口數。當然,迄今為止的扶貧工作指向主要是農民,城市扶貧還是依靠社會救助(社會救濟)。

  教育事業和健康事業是社會發展的兩大支撐。教育本身是文化史、教育史研究的范疇,社會史關注的是教育體制變動和教育事業發展帶來的人口文化素質的變化,主要考察的指標是文盲率(成人識字率)、人均受教育水平和教育公平。健康本身是營養和公共衛生領域研究的范疇,社會史關注的是醫療衛生體制變動和公共衛生事業發展帶來的人口健康水平的變化,主要考察的指標是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以及嬰兒死亡率和孕產婦死亡率等。教育和健康互為前提、互相轉化,共同決定一國的人力資源水平。新中國成立以來,教育事業和醫療衛生事業發展成就顯著,人口的文化素質和健康水平有了極大提升,以人文指數衡量的社會發展水平一直位居發展中國家前列,但是新時期教育體制和醫療衛生體制的改革經歷了一些曲折,教育公平和教育質量詬病較多,醫療資源分布極不均衡且供需矛盾突出,人均預期壽命的增長速度明顯慢于改革以前,其中的原因值得深入探究。

  (四)社會生活

  社會生活主要包括收入和消費、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等方面的內容。本書考察這些內容有時也會照顧到消費環境和消費需求的變化。生活質量同樣也應當是社會生活的題中之義,但對此目前還缺乏一個客觀可行的衡量標準。

  社會生活同樣有生存和發展兩個方面,所謂“溫飽”問題指的就是生存問題,這是人類一切發展的前提,“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恩格爾系數是一個很好的觀察指標??陀^地講,中國居民的溫飽問題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得到基本解決。計劃經濟時期食品和日用品供應緊張,為了應對人口快速增長和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的需要,不得不實行統購統銷和票證制度,勒緊褲帶“鬧革命”“搞建設”,全社會節儉成風,居民收入長期得不到提高,日子過得緊緊巴巴,“大躍進”之后甚至出現了大量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現象。這里有很多經驗教訓值得總結,包括發展目的問題、工作中心問題、工業化道路選擇問題、長遠利益與短期利益問題、積累與消費問題等。改革開放后的社會生活改善有兩個重要的節點,一個是20世紀90年代市場供求關系實現了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的歷史性轉變,中國人民千百年來衣食無虞的夢想成為現實,在此基礎上人民生活水平實現了由溫飽到總體上達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另一個是進入21世紀這十多年來,先是食品安全問題凸顯,其后是環境污染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表明民眾從追求“吃飽”到追求“吃好”進而到追求“活好”,發展需求已經上升到了第一位置。相應的變化也體現在人的自我發展方面,體現在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方面??疾煨聲r期的社會生活變化,還要注意市場化改革、國際交往、交通便利化以及信息產業迅猛發展帶來的深遠影響。

  (五)社會心態、社會心理、社會思潮

  社會心態是人們對自身及現實社會所持有的較普遍的社會態度、情緒情感體驗及意向等心理狀態。社會心理是更進一步的概念,指在一段特定的時期內彌漫在社會及其群體中的整個社會心理狀態,是整個社會的情緒基調、共識和價值取向的總和。此前,已有人研究過“大躍進”時期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社會心態和社會心理,做這樣的研究需要點心理學和社會學的基礎。新時期以來也搞過一些重大政策出臺前后的輿情或心態調查。2011年4月21日至5月26日,針對當時由拆遷動遷所引起的沖突事件以及“被精神病”事件等,《人民日報》開辟“關注社會心態”專欄,連續發表了題為《“心態培育”,執政者的一道考題》《執政者當以包容心態對待“異質思維”》《用公平正義消解“弱勢心態”》《希望杜絕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現實的》《執政者要在喧囂中傾聽沉默的聲音》的5篇評論。這是官方權威媒體首次集中討論社會心態問題。也正是從這一年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開始發布有關社會心態研究的年度報告,為我們研究新時期的社會心態變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

  社會思潮是在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建立在一定的社會心理基礎之上,具備某種相應的理論形態并在一定范圍內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帶有某種傾向性的思想趨勢。鑒于社會思潮是社會心態和社會心理的直接反映,因此本書在多數章節是將社會思潮作為考察的重點。社會變動最為劇烈的時期,往往也是社會思潮最為活躍的時期,有正面的社會思潮,也有負面的社會思潮,社會史的研究重點不在于社會思潮本身,而在于揭示社會思潮的社會動因。對社會心態、社會心理的研究也是同樣道理。比如當下社會大眾比較普遍的信任缺失和心理失衡,就有社會轉型期復雜的社會動因:人們逐漸脫離原來的熟人社會形態,改變了原來的信任格局,人際信任下降是自然的結果;社會轉型中市場經濟秩序不完善、法律法規不完善或得不到很好執行,欺詐行為時有發生,人們的信任度也會受到影響;在資訊發達的今天,人們獲得了更多的間接上當受騙經驗,這一切使得人際信任不斷降低;至于民眾對基層政府、政法機關的信任度不高,對廣告、房地產、食品制造、藥品制造、旅游和餐飲等行業的信任度很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一些政府官員的不作為、亂作為或貪污腐??;社會體制改革滯后一定程度上導致社會流動停滯和階層固化,社會上有關“富二代”“官二代”的負面新聞增多,自然會加重人們的心理失衡。還有就是比較普遍的、不同程度的焦慮情緒。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以來,人們的生活節奏明顯加快,工作壓力加大,社會分化和競爭加劇,焦慮已經不再是“弱勢群體”的專利,而漸成一種普遍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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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國家層面考量,社會建設服從于社會發展戰略或規劃的統籌安排,因此本書將不同時期的社會發展戰略(構想、規劃)作為背景加以闡述。新中國歷史上的社會發展戰略至少要從1949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談起,甚至可以從新中國成立前夕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講起,此后還有關于“大躍進”和發展人民公社的一些設想,“四個現代化”,1966年的“五七指示”,以及改革以來的“小康社會”、“三步走”、“新三步走”、“中國夢”及“兩個100年目標”等。需要指出的是,社會發展戰略或設想中的“社會”是個“大社會”,本書在闡述時只是重點強調其中涉及“小社會”的內容。特別注意五年計劃(或規劃)的制定和實施,尤其是從“六五”計劃(或規劃)以來,除了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外,還增加了社會發展的內容。

  三 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的主線和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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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和源泉。據此我們可以認為,社會的基本矛盾決定著社會發展的主線。中國共產黨對新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的社會基本矛盾的判斷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1956年中共八大明確提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卑舜髮π轮袊鐣髁x改造完成后的社會基本矛盾的判斷是正確的,但是由于當時黨對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不足,八大提出的正確意見后來沒有能夠堅持下去?!拔幕蟾锩苯Y束后實現了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1981年做出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確地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32年特別是10年“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再次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力,并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边@一提法一直沿用下來。6年之后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更為成熟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指出:“我國從五十年代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實現,至少需要上百年時間,都屬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階段,既不同于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尚未奠定的過渡時期,又不同于已經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階段。我們在現階段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還會長期存在,但已經不是主要矛盾?!奔热簧鐣髁x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那么不斷解決這一矛盾就構成這個階段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線。經濟是基礎,是手段,落實到社會層面就是要著眼于民生問題的解決,這也是與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完全一致的。

  (二)分期

  基于上述認識,我們把中共十八大以前新中國60余年的歷史分作六個階段加以討論。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之前是第一個階段。這個階段革故鼎新,為新中國未來的社會建設奠定環境基礎和制度基礎。從1956年中共八大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是第二個階段。這個階段歷經曲折,但是大規模開展的工業化建設為下一步的民生改善打下了比較堅實的經濟基礎,而且人們從親身經歷的探索和曲折的反思中獲得了開辟新路、改革開放的精神動力。之所以將這20年放在一起來看,主要是基于這一時期的民眾生活變化不大,相關體制包括計劃經濟、二元結構、單位體制等也一直延續下來,還有以重工業為主導的工業化戰略和越來越“左”傾的指導思想等。從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到1982年是第三個階段。這個階段時間不長,是一個結束動亂后休養生息、撥亂反正的階段,執政黨的工作重點重新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并從醞釀、徘徊、躁動中逐步形成改革開放的新思路,中國再次迎來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春天。從1982年到1992年是第四個階段。這個階段開啟了全面改革的新征程,基本解決了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從1992年到2002年是第五個階段,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人民生活總體達到小康水平。接下來的10年是第六個階段,提出要建設更高水平更為全面的小康社會,民生建設民生保障受到空前重視。也正是在這個階段,中國成為中等收入國家,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化,各階層利益多元化,社會矛盾易發多發且極為復雜,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需要實現更加和諧更加協調的發展,因而社會建設的地位大大提高。

  新中國60余年的社會發展史,也就是圍繞民生主線開展的社會建設史。特別是改革以來幾個階段的民生進步和發展取向,也暗合著馬斯洛揭示的人類需求層次階段性臺階式提升的基本走勢。

  四 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的基本結論

  下面,我們再進一步展開介紹一下本書各章得出的一些基本結論。

  (一)分階段看社會發展的主要成就

  新中國成立后,用了6年的時間完成了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新民主主義社會再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兩次歷史性跨越,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這6年里,新生的政府通過建章立制保障和維護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地位和權利,通過恢復經濟、穩定物價、解決就業、社會救濟等手段積極改善民生,通過移風易俗、掃除文盲、教育引導、樹立英模凈化社會風氣、培養一代新人。人民群眾不僅獲得了和平、安寧的生活環境,而且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公共服務的改善也讓老百姓真切體驗到了新中國、新社會的美好和優越。國民經濟恢復后的1952—1956年,人均GDP從119元增加到166元,總人口從5.7482億增加到6.2828億,居民消費水平從80元增加到104元。全國人口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左右提高到1957年的57歲,平均每年都有上百萬勞動人口擺脫文盲。

  其后,中國用了20年的時間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進行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和實踐。這20年里,中國有許多不成功的嘗試,指導思想不時出現偏差,甚至出現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兩次嚴重失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是也取得不少成功的經驗;中國的人均GDP從1957年的168元增加到1976年的318元,增長近90%,但居民消費水平只增長45%,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不降反升,職工工資從624元下降到575元,生活必需品供應匱乏;中國的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事業有很大發展,尤其是城鄉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人均預期壽命從1957年的57歲提高到1975年的68歲以上,增長速度為世人所矚目;中國依靠獨特的體制保障了全體人民的基本民生需要,在此基礎上節衣縮食、艱苦奮斗,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優先發展重工業,逐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并且維護了國家的安全和獨立。

  其后,中國用了5年的時間實現了偉大的歷史性轉折,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征程。這5年里,在結束了十年動亂之后,黨和政府在采取休養生息政策的同時,清算和改正“左”傾錯誤,調整了社會關系,開展了一場廣泛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成功地實現了全黨工作重心向現代化建設的轉移,經濟發展的目標也重新回到基本民生建設上來;農村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不但解放了生產力,同時也深刻地改變著農村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而城市開啟的自主擇業、擴大企業自主權,以及設立經濟特區和對外開放的改革,不但增強了經濟發展的活力,也給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和社會管理體制打開了缺口;高考制度的恢復則不但促進了教育事業的發展和人力資源的開發,同時也為新時期的社會流動開辟了新的途徑。

  其后,中國用了10年的時間進行了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經驗性改革。這10年里,中國明確了自己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判斷,形成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實現了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認識上的飛躍,提出了從“翻兩番”到“三步走”的社會發展戰略以及先富到共富的發展策略。在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下,這一時期,中國的人均GDP增長1.28倍,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0.75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0.71倍,人均糧食占有量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城市副食品供應問題基本得到解決,除極少數貧困地區外基本上解決全國居民的溫飽問題;計劃生育和環境保護成為基本國策,教育事業有了較快的發展,尤其是初等教育得到加強,但合作醫療解體,農村醫療體系基本處在空白狀態;城市戶籍制和單位體制逐漸松動,“鄉政村治”格局初步形成;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加快,小城鎮發展迅速,社會開始分化,新的社會階層得到發育和成長。

  其后,中國又用了10年的時間進行了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創新性改革。這是一次經濟體制的全面轉型,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由此進一步加快。這10年里,實施了科教興國、可持續發展、西部大開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一系列重大發展戰略,經受住了異常復雜的國內外環境的考驗,提前實現“翻兩番”的發展目標,人民生活總體達到小康水平。按照有關部門提出的關于總體小康的評價標準衡量,2000年,除了農民人均純收入、人均蛋白質攝入量、農村初級衛生保健基本合格以上縣占比以外,其余13項指標都滿足了總體小康的要求。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從1991年的53.8%下降到2000年的39.4%,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從57.6%下降到49.1%,農村貧困人口按當時的口徑減少了2.2億人。與此同時,經濟的改革發展引發了整體性的社會變遷:人口增長實現根本轉型,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化;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加快,教育、醫療等領域也相應進行了市場化探索;人口流動和社會分化加劇,城鎮化提速,“三農”問題凸顯,社會建設依然滯后于經濟建設的矛盾逐漸暴露出來。

  再其后,中國用了10年的時間進行了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加快進行民生建設的系統化改革。這10年里,陸續提出轉變發展方式、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和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提出增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要求,把社會建設納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民生立法顯著加快,民生政策密集出臺;針對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和快速轉型,黨和政府把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作為重要課題來抓,不斷健全社會管理格局,建設以公共財政為基礎的服務型政府和公共服務體系,基本公共品供給能力得到有效提高。這一時期,人民得到了更多的實惠,生活質量顯著改善。2012—2002年,在人均GDP年均增長9.9%的同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9.29%,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實際增長8.37%,城鄉居民收入年均增速超過1979—2011年7.4%的年均增速,是歷史上增長最快的時期之一。城鎮居民人均現金消費支出從6030元增加到16674元,增長1.8倍,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消費支出從1468元增加到5415元,增長1.7倍;城鄉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分別從37.7%和46.2%下降到了36.2%和39.3%,分別下降1.5和6.9個百分點。隨著居民收入增長和市場商品供應日趨豐富,居民消費升級快速推進。人力資源相關指標也顯示,一方面,這一時期中國居民整體受教育水平顯著提高,健康水平已處于發展中國家前列。但是,另一方面,社會建設不能滿足民眾需求的矛盾依然突出,而且社會轉型尚未完成,社會矛盾復雜多樣,社會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失衡和信仰危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社會關系和核心價值體系的構建任重道遠。

  (二)橫向對比顯示的成績和不足

  社會史的視角看重的不是增長而是發展,當然這樣的視角并不是社會學家的專利。比如,對于新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社會進步,國際上一些經濟學家就給出了這樣的評價:

  關于中國的基本事實是……它為每一個人提供了糧食、衣服和住房,使他們保持健康,并使絕大多數人獲得了教育,千百萬人并沒有挨餓,道路旁和街道上沒有一群群昏昏欲睡、目不識丁的乞丐;千百萬人并沒有遭受疾病的折磨……依此而論,中國的成就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不發達國家。(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第10版,轉引自沙健孫《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觀點》,《馬克思主義研究》2006年第9期)

 ?。ㄖ袊┛偟膩碚f,創造了一個極為平等的社會?!捎谥袊且粋€低收入的國家,在總人口中只占少數的一部分人的收入還是極為低微的。但是這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同階層的人生活水平又高得多?!瓏冶WC最低限度的糧食需要,小學入學率很高,絕大部分人都可以享受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和計劃生育服務。結果是,其他國家中極端貧苦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難,比如饑餓、疾病、高出生率、高嬰兒死亡率、文盲,以及時刻擔心淪為赤貧和成為餓殍,在中國差不多消滅了。(世界銀行1984年經濟考察團:《中國:長期發展的問題和方案(主報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5,第42頁)

  毛澤東時代取得的重要發展成果是消滅了所有重要的以財產為基礎的不平等,同時將農村內部以及城市內部的不平等大大縮短。工人階級取得了終身職業安全、優厚的津貼和福利,社會地位提高,人均家庭收入略為提高。就全國來說,營養、平均壽命以及教育與健康水平都大為提高。(馬克·薛爾頓:《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臺灣社會研究叢刊》1991年第1期)

  可見,即便在經濟學界,通過新中國前30年的發展,人們也不能否認一個基本事實,即社會主義制度在經濟水平比較低的條件下也能夠在推動社會進步方面獲得巨大成就。這樣的觀察視角與國際上發展觀的演變其實是相合拍的。人們已經注意到,經濟增長要“以人為本”,經濟增長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發展固然以增長為基礎,但增長未必一定能夠帶來相應的發展?;谶@一理念,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0年開始提出由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教育和收入三個維度構成的綜合評價指標即人類發展指數(HDI)來全面衡量社會進步,與單獨使用國民總收入(GNI)或國內生產總值(GDP)相比,HDI在考慮了經濟增長因素的同時,還考慮了教育、衛生等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從國際上看,通常一國社會發展水平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大致對應,但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是一個突出的例外,其社會發展的世界排名遠遠超過其經濟水平的世界排名,而且是世界上兩者名次差別最大的國家。在改革前夕,中國按人均收入排在世界最貧窮國家之列,人口的過快增長稀釋了經濟發展的成果,而人文發展卻接近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1960—1980,世界上從低人文發展水平上升到中等水平的國家不過十幾個,中國就是其中之一。更突出的是,在這十幾個國家中,中國取得的進步最顯著,位次上升的幅度最大,取得了其他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難以企及的社會進步,顯示中國經濟社會制度在促進人文社會進步上具有優越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依然是社會發展水平提升較快的國家。按照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3年人文發展報告》的口徑測算,中國的人文發展指數1980年只有0.407,2012年達到0.699,提升幅度在所有國家中排名靠前。2012年的世界排名已經高于東亞、太平洋地區國家以及金磚國家的平均值,處于中等人文發展水平國家上游位置。新時期以來中國人文發展指數排名的大幅提高,首先要歸功于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這一時期中國經濟年均增長速度高達9.8%,比世界平均增速高出7個百分點。由于人口自然增長率大幅下降,同期按照PPP計算的人均國民收入提高14倍,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增長速度最快的經濟體。其次就是要歸功于計劃經濟時期打下的基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雖然在健康和教育方面同樣成績顯著,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增加近6.7歲,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學齡兒童預期受教育年限分別提高了3.8年和3.3年,居民素質得到大幅提高,但是這些成績與計劃經濟時期的提升速度相比是遜色的,與同期經濟上的輝煌成就相比更是遜色不少,社會發展落后于經濟發展,因之人文發展指數提升的速度已經明顯不如改革開放以前。

  更進一步的觀察顯示,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幾乎是一個人人都有基本保障、人人都能享受發展成果的社會,人們的收入水平低但差距不大。從世界上其他經濟體的發展中也不難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即社會平等、社會公平是社會進步的重要變量。為此,近年來聯合國對HDI的指標體系做了進一步改進,其中就包括綜合衡量不平等狀況對社會進步產生的負面影響。經過不平等調整,部分國家的人類發展指數排名發生顯著變化。還是以中國為例,2012年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在187個經濟體中排名第89位,但HDI排名卻比人均國民收入排名低12位。而在剔除收入指數后,中國的HDI排名下降了5位,跌落到世界第106位??梢?,中國人文發展指數的提高主要由經濟高速發展拉動,與經濟的高速發展相比,健康、教育等社會方面的進步明顯滯后,而且地區之間、城鄉之間、階層之間發展的不平衡、不平等問題嚴重。這一現象可能是中國改革開放前后社會發展的最大不同。早在2005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當年的《人類發展報告》中就明確指出:“中國目前面臨的挑戰就是將其令人矚目的收入增長轉化為非收入方面的人類發展的可持續增長?!?/p>

  總之,從1949年到2012年,新中國走過了60余年的光輝歷程。這60余年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億萬人民團結一心、發奮圖強、艱苦奮斗,實現了社會全面進步,讓一個積貧積弱的舊中國實現浴火重生,“中國的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實現了歷史性跨越,人民生活實現了從貧困到溫飽再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這不僅使中國徹底拋掉了‘東亞病夫’的帽子,而且為人類戰勝貧困、為發展中國家尋找發展道路提供了成功的實例”。

  五 結語

  以上便是對這本《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的粗略介紹。中國當代社會史的研究基礎薄弱、方興未艾,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的體系構建還需要加深認識、不斷摸索,沒有先例可循,在兩年左右的時間里創新性地完成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60余年社會史的撰寫對我們來說絕對是個挑戰,更何況還要求是一部簡史,故只能是個粗線條的勾勒,不妥和不足之處歡迎讀者批評指正。

  總結新中國60余年的社會發展歷程,成就突出,問題也不少,但是除了一個時期的工作失誤和指導思想出現偏差以外,存在的問題大多是發展不足、不平衡造成的,問題的解決過程便是不斷發展的過程,不斷進步的過程。當代的中國正在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由農業大國轉向工業大國,由“世界工廠”轉向制造業強國,由粗放的外延式擴張轉向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綠色發展,加上城鎮化、現代化、全球化、信息化,這一切的一切都在給這個巨大的經濟體帶來日新月異的急速的變化。因之,中國日日夜夜都在取得新的成就,也時時刻刻都在產生新的問題。這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是不平衡,一個是不平等,城鄉的、區域的、不同領域的、不同階層的,這些都是中國未來發展中必須面對的挑戰和難題,也正是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順利實現全方位轉型的關鍵所在。2013年6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這門功課不僅必修,而且必須修好。要繼續加強對黨史、國史的學習,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現實工作、更好走向未來,不斷交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合格答卷。我們希望,這本《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的出版能夠對豐富國史、黨史的學習有所貢獻,也能夠對推動中國今后的社會建設、社會轉型和社會發展提供一定的經驗支撐。

  作者簡介:李文,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文章來源:《中共歷史與理論研究》第3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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